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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跟您讨价还价，”我说，“我没这个权力，杜兰先生。”

“这个双倍的流氓。”

杜兰又盯着画看。“我看不清楚，这里光线太暗了。”

实际上屋里很亮堂，阳光照在一面墙上，那儿挂着三幅德加的粉彩画。我把椅子往有阳光的地方挪了挪。“现在离得又太远了，”杜兰哑着嗓子说，“您用聚光灯！”

我在窗边发现一盏半高的聚光灯，打开了它。一股强光现在集中照射在年轻妇人那甜甜的脸上，杜兰贪婪地盯着看。“杜兰先生，”我说，“阳光照在墙上的德加粉彩画上了，直接光照会损坏画的。”

杜兰专心看画，并不理会我的话。过了一阵他才转向我，像看一只昆虫那么审视着我。“年轻人，”他的声音相当镇静，“这我知道，但我无所谓。它们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出现损坏。至于这些画在我的那些可恶的继承人手里是否贬值，这关我屁事。我听见他们已经在楼下的各个房间中到处蹑手蹑脚地转悠，开始清点遗产了。这帮强盗！死是件很艰难的事。您知道吗，年轻人？”

“是的，”我回答道，“这我知道。”

“是吗？”

他又转过脸去看昂里奥夫人的画像。“您为什么不买呢？”我终于问。

“一万二，”杜兰相当快地回复道，“多一分钱都不要！”

他用那双猫头鹰般闪着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耸了耸肩。虽然我愿意为雷金纳德·布莱克做成这单生意，但我不能告诉他我在想什么。“这有损我的声誉！”小杜兰突然出人意料地补充道。

我没有搭腔，否则就扯得太远了。“您把画留下吧，”小杜兰声音嘶哑地说，“你们等我的消息吧。”

“好的，杜兰先生。”

瞬间我感到很怪异，对所有消毒水和花露水都已经遮不住其身躯腐烂臭味的人还要称先生。现在还在与死亡搏斗的不外乎是其腐败躯体的细胞和逐渐衰败的大脑罢了。

我离开病人的房间，女管家拦住我。“杜兰先生让我给您上一杯法国白兰地。他很少这样做，您肯定招他喜欢了。请稍候。”

我没兴趣再留在这儿了，可我又想知道小杜兰喝哪种白兰地。女管家端着托盘走来。“杜兰先生买了吗？”她问。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暗想，此事与她有何相干？“没买。”我最终说。

“谢天谢地！他还需要所有这些破烂干吗？他侄女，杜兰小姐也总是这么说！”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侄女的样子：干瘦，像多芽孢毛状菌一样贪婪地等着继承遗产，大概与这位女管家一样，主子每次买画，都觉得自己能得到的遗赠在减少。我拿起白兰地喝了一口，马上就放下了。这是我喝过的白兰地中质量最差的。“这是杜兰先生自己喝的白兰地吗？”我问。

“杜兰先生不喝酒，医生不让喝。您为什么问这个？”

可怜的杜兰，我暗想。身边一群泼妇，她们甚至往他的酒里掺水。“说实话，医生也不许我喝酒。”我说。

“这酒是杜兰先生一年前自己订购的。”

那就更糟了，我心想。“杜兰先生为什么不住进医院呢？”我问。

女管家叹了口气。“他不愿意住！他不肯离开这堆破烂呗。医生就住在楼下。要是在医院里一切就容易多了。”

我边起身边问：“医生也喝这种‘奇妙’的白兰地吗？”

“不，他喝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

“语言是障碍。”格奥尔格·坎普说。他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白大褂，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下班了，坎普露出满意的神色。“我的书在德国被焚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他说，“我无法用英语写作。有些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本事，比如亚瑟·库斯勒[117]和维基·鲍姆[118]。其他人去搞电影剧本，那对风格的要求不是很严。我始终做不来。”

坎普在德国是位知名作家，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我是从粉刷工干起的，后来又成了房屋装饰粉刷匠，今天我庆祝自己当上了工头，这有些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工头。我请你们喝咖啡吃点心。罗伯特允许我使用他的店铺，十分钟后吃的东西就会送到，诸位都在受邀之列。”

坎普环顾四周，得意而满足。“你不写作了？”我问。“下班后晚上也不写了？”

“我试过，晚上太疲倦了。头两年这么干过，要是坚持写作就得饿死，而且因为心理压抑也坚持不下去。当粉刷匠挣的钱比写作多十倍。”

“你前程远大，”希尔施说，“希特勒也曾是画匠。”

坎普不屑地摆了摆手。“他是个失败的画家。我加入了工会，是正式会员。”

“你愿意一直做粉刷匠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