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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布莱克了解得还是不够。五分钟以后他从楼下喊着问：“画已经送走了吗？”布莱克的嗓音格外柔和。

“佐默先生拿着画已经下楼梯了。”我尖着嗓子回答道。

“追上他，让他把画拿回来！”

我急忙把画临时包裹起来，拿下楼，好再把它打开。“别打开了，就让它包着吧，”库珀阴沉着脸说，“您下午可以把它送到我家里去。然后您可以告诉我，您还有第三幅德加的画，一幅更好的，您这个骗子。”

“确实还有一幅同一级别的、类似的德加画，”我不动声色地说，“您说对了，库珀先生。”

库珀昂起头，像一匹受惊时要嘶鸣的战马。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好奇地望着我。“那幅画二十年来一直挂在巴黎卢浮宫里，”我说，“那是非卖品。”

库珀长出了一口气。“您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他一边抱怨一边大踏步地走了。

雷金纳德·布莱克推开招待顾客用的白兰地，拿出自己饮用的那瓶。“我为您感到骄傲，”他说，“小杜兰真让人打过电话？”

我点点头。“他想再看看那幅雷诺阿的画，年轻的昂里奥夫人那幅，这电话来得正好是时候。”布莱克从他那红色小山羊皮的钱包中拿出一百美元：“作为您英勇对敌的奖励。”

我把钱装了起来。“您拿到库珀的酬金了吗？”

“一分不少，”布莱克说，“没有什么比真假参半的东西更真实了。我不得已用自己孩子的性命赌咒，说我昨天去过小杜兰那儿。”

“这个咒可够毒的。”

“我确实去过，拿着雷诺阿的画去的。库珀也没让我发誓说是去卖德加的画的。”

“幸亏没有，”我说，“这个畜生！”

布莱克天使般地微笑道：“我没有孩子。”

“杰西，”我吃惊地说，“你看上去气色很好！”

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突然变得矮小、脸色灰白，整个人都脱了形，只有眼睛显得比平时还大，而且露出不安的神色。

她试图微笑。“大家都这么说。但我有面镜子，只有它告诉我真相。”

那对孪生姐妹轻手轻脚地在旁边忙活。她们拿来了苹果派和装在保温壶中的咖啡。“这里的咖啡淡得没法喝，”杰西说，“我不能让你们喝这儿的咖啡，孪生姐妹为你们带来了地道的咖啡。”她转身对罗伯特·希尔施说：“喝一杯吧，罗伯特，好让我看着高兴。”

希尔施与我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当然，杰西！”他说。“你的咖啡一向是最好的，无论在巴黎，在马赛，还是在纽约。你的咖啡曾帮我们驱散了不少抑郁。1941年圣诞节在巴黎卢泰西亚旅馆的地下室——那简直就是地下墓穴，上面传来行进着的德国士兵皮靴的咚咚声，下面上了岁数的商务顾问布施想自杀，作为犹太人他不想度过基督教这一充满爱意的节日。当时我们大家几乎都在饿肚子，这时你像圣诞节的天使一样提着一大壶咖啡出现了，还有两块苹果派。为了弄到这些吃的你给了旅馆老板一枚红宝石胸针，并向他许愿，如果他让我们在那儿躲一个星期，不告发我们，就再送他一枚红宝石戒指。当时大家惊慌失措，开始出现巨大的恐惧。你却笑容依旧，甚至连患有糖尿病的老布施都在你的感染下露出了微笑。”

她微笑着倾听着他的讲述，就像一个濒临渴死的人畅饮甘泉那么不知满足。他坐在扶手椅上则像个东方讲神话故事的说书人。“可布施一年以后死了。”她说。

“他不是死在德国集中营里，而是死在法国拘留营中，杰西。这之前是你带他离开了德占区，杰西，你让他穿上你的一身套装，那是你第二好的一身，漂亮的苏格兰毛料，外面配一件赤褐色的女式大衣，再戴上假发。为了应付他被截住必须说话的局面，你在他脸上缠了一层绷带，让他看上去只能发出呜呜声，而不能说话。你真是个天才，杰西……”

她听着他讲述，就好像真的在听神话。其实这些都是残酷和无助的现实，只有在这间充满医院气味的房间里，它们听起来才显得不真实。这里有令人想到死亡的淡淡的血与脓的味道，还有消毒液和孪生姐妹到处喷洒的茉莉香水味。这些对杰西来说犹如催眠曲，她眯着眼只留一条小缝儿地倾听着。

“是你开车把我们送过去的，罗伯特，”然后她说，“用的是你那辆挂着外交官牌照令人生畏的西班牙副领事专车。”她突然笑了起来。“后来你还干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可那时我已经在美国了。”

“幸亏有你在这里，”希尔施继续用同一种几乎有些单调的声调说，“否则我们这些人会是什么下场？为了在这儿搞到移民担保书和筹款，你把鞋子都跑烂了，就是为了我们能早日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