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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头蠢母牛！”杰西边说边用力擤了擤鼻涕。“我得振作起来，”她站起身道，“我给你们煮咖啡。还是你们想要点儿别的？”

“什么也不要，杰西，真的什么也不需要。”

“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