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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答道。

我很高兴能下车。玛丽亚和司机说了几句话。我环顾四周，做了几下深呼吸。宽阔的街道、房屋、天空与空气。“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

“八十六大道，在德国。”

“在德国？”

“在约克维尔，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您没来过？”

“没有。”

“要不要继续开车往前走？”

我摇摇头。她从侧面观察着我。我不太清楚她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但我也不想问。肯定不是什么宽大为怀的举动。

尽管街道很宽阔，它还是马上让我想起了德国那丑陋的中等城市。沿街遍布着糕点甜食店、啤酒馆和香肠店。“这儿是小提琴手咖啡馆，”玛丽亚说，“因其糕点而闻名。德国人酷爱糕点，对吧？”

“对，”我回复道，“爱吃糕点和香肠，就像意大利人爱吃通心粉一样。这不过是些随意概括出来的特点。”我友好地补充道。我可不愿意卷入这种幼稚的争论中去，起码现在不愿意。

我们缄默地走过此街区，气氛有些压抑。以一种怪癖的方式，我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双重的。我听到身旁的人说德语，一再地感到害怕；我几乎等待着会在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这些德文像杀威棒一样击中了我，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害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危险。它们以及那些与我擦肩而过、貌似平凡的人都有一种双重且阴森的意义。我认识它们或他们的另一副面孔。

“兴登堡咖啡馆。”玛丽亚·菲奥拉说。

她走在我身旁，迈着时装模特那撩人的步伐，令人向往，犹如仙女下凡般可望而不可即。几乎让我窒息的那股小城的霉腐味道，她好像根本没有闻到。这种气味是由愚钝、令人窒息的舒适和无判断力的服从混合而成的，而这一混合物随时都可以转化为其反面。

“这儿多祥和啊。”玛丽亚说。

我了解这种祥和。集中营里死刑犯棚屋前盛开着天竺葵，每逢星期天，集中营的小乐队都要演奏乐曲；而囚徒们却逃不过受鞭挞或慢慢吊死的命运。人们也不会白白知道希姆莱对他的安哥拉兔情意绵绵，从不杀害一只，却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儿童。

我感觉到血管中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德国去。我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国，但目的不同。我回去是想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而不是为了重新去那里生活。可此时此刻我觉察到，就是想要为父报仇我也回不去了。总是存在着这种双重幻影——无害的小市民的影像和听话的凶手的影像。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将二者分开了，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我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堵我无法穿越的陡峭黑墙，那就是撕碎了我的生活的谋杀。只要我一想起谋杀，就一连数日心情骚动。此债不偿，什么事也无法继续下去。偿债，而不是和解，血债要用血来偿，得索凶手的命。

我几乎把玛丽亚·菲奥拉忘了，现在我又看见她了。她站在一家鞋店前，正猫着腰挑剔地审视着橱窗里摆着的鞋，犹如一位猎人在狩猎。她看得那么聚精会神，以致我觉得她似乎也忘了我。我心头一热，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彼此才不了解对方。这使她不会受到伤害并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给了她一种隐秘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变为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这让我们二人都安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像铁轨一样并行，而不会发生交叉。这甚至为一种有些像水晶似的幸福留下了空间——不会出现背叛，也不会触动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吗？”我问。

她抬眼看看我。“一切都太沉重了，”她说，“对我来说太坚固了。您呢？”

“一无所获，”我回复道，“一无所获！根本一无所获！”

她凝视着我。“人不该回去，是吧？”

“不能回去。”我说。

她笑了。“这给人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吧？就像传说中的鸟，只有翅膀，没有脚。”

我点点头。“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偶然，”她轻松地说，“您不是也想下车走走吗？”

我想也许是偶然吧，但我不相信这类偶然发生的事。显然是为了把这座纳粹堡垒的平静与佛罗伦萨遭到的毁坏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藏着记下的仇，它们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但我没有回答，只要她不提及此事，回答就成了一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而且还达不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