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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可他不早就是美国人了吗？”

“难道人有朝一日真能变成美国佬？”

“为什么不能呢？这恐怕比变成什么别的人更容易吧？”

“也许吧。此外您还想知道什么，您这个爱打听事的主儿？我这个钟点还坐在这里干吗？坐在这个毫无安慰的小屋？您不想问这个问题吗？”

我摇摇头。“您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呢？您有一次告诉过我，劳施旅馆正好位于您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尼基摄影室之间，这里就是您上阵之前和下阵之后歇脚喝一杯的最佳地点了。而且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伏特加又是一流的，此外您以前还在这儿住过。那您干吗不可以待在这里呢？”

她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您忘了，”她说，“要是一个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那待在哪儿都一样。是这样吧？”

“完全不是！其间的差别很大。我宁愿富有、健康、年轻和失望，也不愿贫穷、病痛、年老和无望。”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笑了。我常常发现她可以突然从一种情绪毫无过渡地转换成完全相反的情绪。这每次都令我着迷，因为我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瞬间她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漂亮姑娘。“告诉您真相吧，”她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因为以前在这儿的时候情况还要糟很多。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此外这里也是一小块流动的虚拟家乡，我没有别的家乡了。”

莫伊科夫把酒瓶留在桌上，我给玛丽亚·菲奥拉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酒。伏特加的味道犹如吃过厨娘罗莎的塞格德风味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后的生活本身一样，令人回味无穷。与我共酌的姑娘喝起酒来像匹小马一样是一口闷的，她这个特点我早就发现了。“幸与不幸，”她说，“这都是十九世纪伟大而庄严的概念。我根本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其他概念来代替它们！也许是寂寞和不寂寞的幻想？我不知道，此外还能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们对幸与不幸的观点各异：她的似乎是美学意义上的，我的则是实打实的。这也与个人的不同经历有关，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想象力。想象力会欺骗、改变和伪造。此外我也不完全相信玛丽亚·菲奥拉的话，她变幻莫测。

莫伊科夫回来了。“伯爵夫人又梦见攻打冬宫了，”他解释道，“我把那半瓶伏特加给她留下了。”

“我得走了。”玛丽亚·菲奥拉说，她望了一眼棋盘补充道：“我反正也已经陷入绝境了。”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莫伊科夫回复说，“这不是放弃的理由。相反，这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由。”

玛丽亚·菲奥拉妩媚地笑了。她对莫伊科夫一向友善，就好像他是她的远房亲戚似的。“我这个年龄谈不上自由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说，“我也许有些绝望，但我还相信鬼神。您愿意送我回家吗？不坐出租车，步行。您不也是个夜游者吗？”

“愿意。”

“再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小心地吻了莫伊科夫那长满胡茬的脸。“再见，劳施旅馆！”

“我现在住在五十七街，”到外面后她说，“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与我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子是借的，跟出游的朋友借的。对您来说是不是太远了？”

“不远，我夜里常在大街上逛。”

她在一家鞋店前驻足而立。鞋店已经关门，里面空无一人，但仍旧灯火通明，强烈的灯光照射着金字塔般堆放的皮鞋和绸布鞋，构成了一幅死寂的静物画。玛丽亚仔细研究着那一双双鞋子，表情专注严肃，犹如准备偷袭猎物的猎手，头微微前倾，嘴唇微张，就像马上要张口说话一般。可她没有说话，只是呼吸更深，似乎要叹气，随后转身走开，脸上还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我们走过很多橱窗，它们全都莫名其妙地亮着灯。只有遇到鞋店时玛丽亚才会停下脚步，她会在每家鞋店前长久而专注地观看。这真是一次奇特而沉默的漫游，我陪着这位年轻的女士从街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往返于各家店铺那耀眼的橱窗间，而她似乎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恪守着静默的法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终于站住不走了。“您漏看了一家鞋店，”我说，“街对面左手那家，那儿的灯光没有别处的亮！”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这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让您感到很无聊吧？”

我摇摇头。“很美，也很浪漫。”

“真的吗？鞋店有什么浪漫的呢？”

“鞋店间还有食品店呢，它们总能让我重新兴奋。这条街上有很多家食品店，比鞋店还多。您找到想买的鞋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