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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沉静、谦虚，与我的想象完全两样。我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担保，他微笑着谢绝道：“可这担保并没给我增加任何开销啊。”

他领我们穿过客厅来到一间巨大的餐厅。我站在门口惊愕道：“天哪！”

三张大桌子搭成马蹄形，是为自助餐准备的。上面摆满碗、盘和碟，以致几乎看不见桌布了。左侧的桌子上是各色糕点，其中有两块巨大的圆蛋糕，一块深色的外面有一层巧克力，上面写着“坦嫩鲍姆”；另一块外面是一层粉色的杏仁泥，中间是一支杏仁泥玫瑰，上面耀眼地写着“史密斯”。“这是我们的厨娘罗莎的创意，”坦嫩鲍姆解释说，“她坚持要这么做。那块‘坦嫩鲍姆蛋糕’今天切开吃掉，‘史密斯蛋糕’明天办完入籍手续回来吃。我们的厨娘想出这个点子，是认为它具有象征意义。”

“您怎么想到史密斯这个名字的？”希尔施问。“迈耶这个名字不是也很常见嘛，而且更有犹太味。”

坦嫩鲍姆有些窘。“这与我们的犹太教无关，”他解释道，“我们既不想否认犹太教，也不想时时刻刻用‘圣诞树’这个可笑的名字来强调它。”

“在爪哇岛，人们一生要换好几个名字，”我说，“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很明智。”我着了魔似的盯着眼前的一只鸡，它被浸泡在波特酒勾兑的汁中。

坦嫩鲍姆仍有些怕刚才的话伤害了罗伯特的宗教情感。他知道一些罗伯特作为犹太教马加比在法国的事迹，对他十分尊重。“您想喝点儿什么？”他问。

希尔施笑了。“在这种场合当然得喝最好的香槟，唐·培里侬[63]。”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这种酒我们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准备法国葡萄酒，因为我们不想回忆起任何与过去有关的事。本来我们是可以弄到一些荷兰金酒和德国摩泽尔白葡萄酒的，但我们没要。我们在那儿经历的苦难太多，是美国收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只准备了美国葡萄酒和烈酒。对此您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希尔施对此似乎并不理解。“您在法国遇到了什么事？”他问。

“我在边境被遣返了。”

“所以现在您就进行单枪匹马式的封锁复仇？打一场饮料战！真够有主意的！”

“不是复仇，”坦嫩鲍姆解释说，“只是对接纳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单纯感恩。我们有加利福尼亚起泡酒、纽约和智利白葡萄酒以及波旁威士忌。我们想遗忘，希尔施先生！至少今天！要不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我们想遗忘一切，包括我们那可恶的名字。我们想完全重新开始！”

我望着这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头发已经花白。遗忘，我想，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天真的字眼啊！但每个人对它大概都有不同的理解。

“坦嫩鲍姆先生，这里摆出的食品看上去可真是赏心悦目啊！”我说。“这足够一个连的人吃的了！这些今晚都要被吃光吗？”

坦嫩鲍姆轻松地微笑道：“来我们这儿的客人都有好胃口。您倒是动手吃啊，这是自助餐，谁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

我立即取了一条泡在波特酒汁中的鸡腿和些许肉冻。当我们慢慢在巨大的冷餐桌旁转悠、寻找可口食品时，我问希尔施：“你对坦嫩鲍姆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没有，”他回复道，“我仅仅对自己不满。”

“谁又不是这样呢？”

他望着我。“遗忘，”他激烈地说，“就好像这很容易做到似的！就那么忘了，好让舒适的生活不受干扰！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可遗忘的人才能遗忘。”

“也许坦嫩鲍姆就属于这种情况吧，”我平静地边说边拿了一块鸡胸脯，“也许他有待忘记的只是钱财方面的损失，他们家没有亲属死亡。”

希尔施再次审视着我说：“每个犹太人都有死难亲属需要遗忘，每个！”

我环视一下四周。“罗伯特，”我说，“谁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吃光？真是太浪费了。”

“会吃光的，”希尔施回答说，他的语气平静了些，“甚至有两拨人来吃。今晚来的是第一拨，来的都是混出些名堂的流亡者，或者是还没混出名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医生和律师，还有英语还很差或者干脆学不会的演员、作家及科学家。一句话，都是些逃出来的硬领无产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食不果腹。”

“那明天呢？”我问。

“吃剩下的明天会送到一家援救组织，由他们分发给更贫穷的流亡者。这种援助方式虽然简单，但却有效。”

“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吗，罗伯特？”

“没有。”他说。

“我也这么认为！这里的所有食物都是家里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