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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18]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这儿有一封罗伯特·希尔施的信，”当我重新来到楼下时，莫伊科夫对我说，“他不知道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您最好晚上去找他，白天他工作，这儿几乎人人都得工作。”

工作，我思索着。合法的工作，这多么幸福啊！要是能有工作该多好！我只熟悉那种偷偷摸摸打黑工的滋味，总是惧怕让警察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