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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子像猫头鹰似的眨了几下眼,终于说:“是罗伯特·希尔施委托我来的。”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问道:“受希尔施委托,罗伯特·希尔施?”

那男子点了点头。“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罗伯特·希尔施死了。”我说。

那男子诧异地望着我。“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说,“两个小时以前我还与他说过话呢。”

我摇了摇头。“这不可能。那肯定是另一个人。罗伯特·希尔施在马赛被枪杀了。”

“胡扯!希尔施派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离开此地。”

我不相信他,我猜这大概是核审员们设下的圈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有个叫拉比诺维茨的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您在这里。”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