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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

“怪就怪在，最后那几天里，我们竟笑得那么厉害，”施瓦茨接着说道，“我们仿佛待在一个港口里，哪一边来的风都吹不到。苦痛已经溜走，眼泪已经没有，我们的哀愁变得那么清澈明净，跟一种叫人啼笑皆非、消沉抑郁的欢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小公寓。我带着难以置信的盲目，继续进行着逃往美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条船也没有，随后，终于宣布有一班轮船就要启航了。我把最后一幅德加的画卖了出去，买进了两张船票。我很高兴。我想我们是得救了。不管那重重艰险！不管那医生的话！

“船期又延了几天。后来，就是在前天，我又到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一趟。轮船决定在今天开船。我告诉了海伦，然后自己出去买了点零星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经死了。房间里的镜子，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她的夜礼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板上。她就躺在夜礼服旁边，她并没有躺在床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被一个窃贼谋害了。随后，我又当她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杀死的。可是，他要追捕的是我，而不是她。后来，看到除了镜子和夜礼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损坏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了。我记起我曾经交给她的那点毒药，据她说已经弄丢了。我站在那儿，定睛观看，随后，我找找有没有遗书。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留片言只字，就这样走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能。”我说。

“你理解？”

“是啊，”我答道，“她能写些什么呢？”

“总有可写的嘛。什么原因。或者……”

他不说下去了。他大概正在想着那最后的话，爱情的最后的标记，以及他说不定可以把它一起带进他寂寞中去的什么东西。多少传统的想法，他都已经摒弃了，可是这一点分明还没有。

“她要是一动笔，”我说，“那是怎么也写不完的。干脆不写，她告诉你的反而比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多。”

他思忖了一会。“你有没有看见旅行社里的那块指示牌？”他随后咕咕哝哝地说。“延迟了二十四小时。如果她知道，她准会多活一天的。”

“不会。”

“她不愿意去。所以她才寻了短见！”

我摇了摇头。“她再也受不了这个痛苦了。”我说。

“那我不信，”他答道，“为什么正当有关远行的事统统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她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还是，她难道想到了由于她害着病，美国将不准她入境？”

“这一点，我们能不能让一个将死的女人去决定呢？那时候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说。“依我看，我们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直瞪瞪瞅着我。“她已经竭尽所能，能支撑多久就已经支撑多久了，”我说，“为了你的缘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缘故。她一知道你已经得救，她便不想再活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那么瞎了眼，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劲地硬要到美国去，那又会怎么样呢？”

“施瓦茨先生，”我说，“那也治不了她的。”

他古怪地动了动脑袋。“她已经死了，”他低声说着，“而蓦然间，仿佛她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似的。我瞅着她，没有一点反应。我到底干了什么？是我杀死了她，还是我给了她幸福？她爱我吗？还是我仅仅是一根拐杖，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依仗一下？我找不到一个答案。”

“难道你非要找到一个答案不成？”

“不，”他说，“原谅我。大概不是。”

“没有什么答案。从来也没有——除了你自己做出的那一个。”

“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我非得弄个明白不可。我一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妻子不忠的丈夫的生活，一个凶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