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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那座别墅去。我们两次被宪兵拦住，我的暴躁脾气两次都起到了作用——我向宪兵们吆喝，把护照塞到他们鼻子底下，还嘀咕了几句军事当局。海伦笑了，她觉得非常滑稽。这个新策略，是我在回酒馆去取我们的行李的时候想起的。老板说他从来也没听到过行李啊什么的。‘要是你想去报告警察，你尽管去报告好了，’他微笑着说，‘可是我料想你是不愿意那么干的！’

“‘我不需要警察，’我答道，‘你只要把我的东西拿给我就行！’

“老板向那侍者做了个手势。‘亨利，先生想要走了。’

“亨利卷起袖管，走近来了。‘要是我是你啊，亨利，我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难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是个什么情况吗？’

“‘Ta gueule.'[71]亨利说着，举起他的拳头。

“‘好吧，中士，开枪！’我大声喝道，视线扫过亨利。

“亨利信以为真。他环顾四周，可是拳头仍然高高举着，因此我便使出全副劲道猛踢他的腹股沟。他吼了一声，倒在地下。老板抓起一个酒瓶，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我抓起一瓶杜博尼酒，将瓶颈在柜台角上敲断，然后挥舞着这件武器。老板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背后又有一个酒瓶摔破了。我没有向四周观望，我不能让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是我，’海伦说，接着又向老板嚷道，‘Salaud！[72]把东西还给我们，要不，看你还会留着你的脸蛋才怪！’

“一只手里抓着那个摔破的酒瓶，她蹲下身子，朝老板走去。我用那只空着的手将她抓住。她那个酒瓶一定是绿茴香酒的，因为突然之间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茴香味儿。一连串码头装卸工人的咒骂倾注在老板身上。海伦仍然伛偻着身子，试图挣脱我的那只手。老板退到柜台后面去了。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门口那儿有个声音用德语问道。

“老板开始龇牙咧嘴地笑了。海伦转过身去。为了对付亨利而被我捏造出来的那个德国中士，居然亲临现场了。

“‘他有没有受伤？’那个中士问。

“‘那只猪吗？’海伦指着亨利，那家伙仍然弯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将拳头放在腿缝中间。‘那不是血。那只是杜博尼酒！’

“‘你们是德国人吗？’那中士问。

“‘是的，’我回答，‘我们的东西给抢走了。’

“‘你们有证件没有？’

“那老板又龇牙咧嘴地笑了。看样子他好像懂得几句德语。

“‘证件吗，我们当然是有的，’海伦生气了，‘我一定要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她举起她的护照。

“‘我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于尔根斯的姐姐。你瞧……’她指了指护照上的日期。‘我们眼下住在一座庄园里。’她说的那个别墅的名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只是到波尔多来玩一天。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这儿，交给这个贼。现在，他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她又朝老板那儿走去。‘是真的吗？’中士问他。

“‘那当然是真的。德国妇女不说谎话！’海伦说。那是民社党政权的愚蠢口号之一。

“‘那么你又是谁？’中士问我。

“‘汽车司机。’我说，拉了拉我的工装裤。

“‘好的！你还在等什么？’中士向老板咆哮。

“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不再龇牙咧嘴地笑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的这个下流场所给封了？’中士问道。海伦津津有味地翻译着，中间还插入了她自己加进去的‘salauds’和‘sales étrangers’[73]等几个词。我自己常常被人家用这些个字眼来叫骂，因此听到她管这个住在他祖国的法国人叫卑鄙的外国佬时，就给我一种特殊的快感。

“‘亨利！’那老板吼道。‘你把东西都搁到哪儿去啦？这对我来说全是新鲜事。’他对中士说道。‘一定是他把东西给拿走的。’

“‘他在胡扯，’海伦说，‘他只是想把罪责推在他的打手身上。快，把东西还给我们，’她向老板吆喝，‘要不，我们就去叫盖世太保了！’

“那老板踢了亨利一脚。亨利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请求您原谅，’老板对中士说，‘这只是一个误会。你想来点儿什么，我买单？’

“‘干邑白兰地，’海伦说，‘要最好的。’

“老板往柜台上放了一个酒杯。海伦朝他瞪了一眼。他又加上了两个。‘您是一位勇敢的女子。’中士说。

“‘德国妇女是无所畏惧的。’海伦引用了纳粹手册上的这一句话，把破碎的绿茴香酒酒瓶放下了。

“‘你驾驶的是哪一种汽车？’中士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