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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下去呢？’她说。‘花园里有水果有蔬菜。只要木柴不缺，我是一直可以煮东西吃的。面包嘛，我们可以到村子里去买。我们还剩着点儿钱吗？’

“‘有一点。再说，我还有一幅画。我可以在波尔多卖掉，作为买船票的费用。’

“‘眼下还有谁会买这些画啊？’

“‘那些有钱投资的人。’

“她笑了。‘那么就把这幅画卖掉，让我们在这儿住下去。’

“‘我但愿我们能够这样做！’

“她已经爱上了这座房子。在它的一边，有一个小公园。公园后面有一个果园和一片蔬菜地。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池塘和一架日晷仪。海伦喜爱这座房子，这座房子似乎也喜爱她。她很中意这个环境，以前住的是旅馆和营房，现在来了一个改变。在这座属于宁静过去的住宅里，我们化装了的生活给了我一种陶醉的希望，有时甚至还给我一种对死后生活的信心——好像这是我们的一次彩排演出。像这样的生活，我也巴不得过他个一百年。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想着波尔多。我觉得未必有这样的可能，如果城市已经被部分占领了，而轮船居然还可以开出去——不过，那时候战争到底还是没有全面打响。法国已经停战了，可是和约毕竟还不曾签订。想必是有一个占领区和一个自由区，但是法国执行任何协定都软弱无力，再说，德国人是由军队和盖世太保两方来代表的，而他们之间也并不一直都是联合行动的。

“‘我非得去打听个明白，’我说，‘你等在这儿，我设法溜到波尔多去。’

“海伦摇了摇头。‘我不愿意一个人等在这儿。我要跟你一起去。’

“这倒不是毫无道理的。安全地区和危险地区，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分界了。你可以从一个敌军司令部里逃生，却又在一个遥远的岛上被盖世太保的特务逮住。没有什么你可以信赖的规律。

“我们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前行，”施瓦茨说，“我猜想，那样的旅行方式你一定很熟悉。事后回想起来，你简直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是可能的。步行，乘车——有段路程我们甚至骑了两匹背脊宽阔、脾气很好的农家牲口，有个雇工正要把它们牵出去卖掉。

“波尔多已经驻扎了军队。城市没有被占领，可是已经驻扎了军队。这情况让我们很吃惊，我们估计随时会被捕。海伦穿着一身并不显眼的衣裳，除了那套晚礼服，还有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两件毛线衫，她的全部行装就是这些。我在背包里也还放着另一身衣服。

“我们把提包寄存在一家酒馆里。带着行李的人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尽管有不少法国人还拎着手提箱在走路。‘我们到旅行社去打听轮船的事。’我说。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们果真找到了一家旅行社还开着门。窗子上贴着许多陈旧的广告海报：‘到里斯本过秋天’——‘阿尔及尔，非洲的明珠’——‘到佛罗里达度假’——‘阳光明媚的格拉纳达’。它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褪色了，只有里斯本和格拉纳达的色彩却仍然璀璨辉煌。

“我们在窗子前面没有等候很久。有个十四岁的专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轮船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谣言，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几个星期了。在德国人来这里很久以前，一艘英国船开到这儿，为正在英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装走了波兰人和其他志愿参加那个军团的人。眼下，开航的轮船一艘也没有。

“我问他所有其他那些等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个专家说。

“‘那么你呢？’

“‘我已经把离开的念头放弃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也有一条谋生的道路。我是一个译员、顾问、签证和住房的专家……’

“那倒并不奇怪。艰难时世促使人们早熟，而年轻人是不会被感伤之情或先入之见弄糊涂的。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那个专家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概况。军队就要撤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搞到一张波尔多居留许可，这就很难了，要弄到一张签证也极不容易。眼下，据说在巴约讷[69]可以弄到西班牙签证，可是那里人太挤了。马赛看来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路程却很远。或早或晚，我们大家都是走那条路的。你是不是也走那条路来的？”施瓦茨问我。

“是的，”我说，“那是我们的骷髅地[70]。”

施瓦茨点点头。“我当然也到美国领事馆去试过。可是海伦有一张有效的德国护照，是由纳粹签发的，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呢？那些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什么证件也没有，躺在门外的铺道上，他们仿佛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提出了反证。连死去的施瓦茨的那张护照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