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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过身来。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朝我瞅着。‘他们是怎么样折磨你的?’她愤怒地问。

“‘也没怎么样。我们睡在一个藏煤的地窖里,脸色就显得难看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被捕了,’她说,带有一点自豪的口气,‘就跟你一样嘛。而且比别的女人还早一些。我希望在这儿会遇到你咧。’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呢?’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也是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在有效期内的。’

“‘这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刚才被审问过。他们跟我这样说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流亡者。女人嘛,眼下他们还没有去逮捕。那个头发上抹润发油的矮个子这样告诉我的。审问你的是不是他?他身上有股蜗牛的味儿。’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样样东西都有股蜗牛的味儿。谢谢上帝,你把毛毯给带来了。’

“‘凡是我能带的,我全带来啦。’海伦打开篮子。两个瓶子碰出了叮当的响声来。‘干邑白兰地,’她说,‘不是酒。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吃的东西怎么样?’

“‘跟你指望的差不多。他们让我们派人出去买三明治。’

“海伦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你们看起来像是一船非洲奴隶。你不能洗洗干净吗?’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过那倒不是卑鄙龌龊,只是杂乱无章罢了。’

“她把干邑白兰地拿了出来。‘瓶塞已经拔掉了,’她说,‘是旅馆老板给我开的。他很和善。他说我到这儿来找不到开瓶器。喝吧!’

“我喝了一大口,然后把酒瓶递还给她。‘我连酒杯都带来了,’她说,‘这是我向文明的致敬。让我们坚持下去,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她把酒杯斟满,喝了。‘你有一股夏天和自由的味儿,’我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就跟平时一个样。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天空是蔚蓝色的。’她望着讲坛上的那一排警察,笑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室内靶子场。你朝那儿上面的人形靶射击,要是有一个倒下来了,你就可以赢得一瓶酒,或是一个烟灰缸。’

“‘这儿,拿着枪的却是那些人形靶咧。’

“海伦往她的篮子里摸索,掏出一块馅饼。‘老板送的,’她说,‘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还写了一个字条:La guerre, merde![49]这是一块禽肉馅饼。我带来了几把叉子和一柄刀。我再说一遍:文明万岁!’

“我突然觉得很高兴。海伦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损失。仗仍然没有打起来,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被分开了。我要被送往白鸽城的中转营,海伦被送往侯葛特监狱。即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结了婚,那也帮不了什么忙。结了婚的夫妇一样要被分开。

“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警卫的许可,我们在地窖里彻夜未眠。有人带来了几支蜡烛。我们这批人里面,有的早已被用船装走了,留下来的,仍然还有一百来个。其中有不少是西班牙难民。在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居然被围剿逮捕,这种颠倒的做法实在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它使你想起德国。

“‘他们干吗要把我们分开呢?’海伦问道。

“‘我不知道。那倒不是残酷,而只是愚蠢。’

“‘如果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关在一个营房里,’一个矮小的西班牙老头儿说,‘那么除了嫉妒和打架,就不会有别的事了。你们被拆散,为的就是这个道理。C’est la guerre![50]’

“海伦穿着豹皮大衣,睡在我身边。有几张舒适的软垫长凳,可是都留给几个年长的妇女去用了。她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把她的长凳从三点到五点让给海伦去睡,可她没有接受。‘以后我单独一个人睡的时间还多着咧。’她说。

“那是离奇的一夜。人声逐渐沉寂下来。那些年长的妇女停止了抽泣。她们当中,不时会有一个人哽咽着醒过来,但是马上就沉沉睡去,像被闷住在黑羊毛里似的。蜡烛一支接着一支熄灭了。海伦睡在我的肩膀上。在睡梦中,她用两条手臂搂着我,等她醒来的时候,便嘟嘟囔囔地跟我絮语着。她说的话,有时候像一个孩子,有时候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这些话,人们在白天是不会说的,甚至在正常情况下,哪怕在夜里也是不会说的——痛苦和离别的话,拒绝离别的身体的话,皮肤的、血液的话,哀叹的话,世界上最最古老的哀叹: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一起,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要先走,为什么死神一直在猛拉我们的手使我们向前移动,哪怕我们已经累了,哪怕我们只是试着要把永恒的幻想保持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后来,她的脑袋慢慢地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到了我的膝盖那儿。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看她在最后一支烛光中呼吸。我听到有些男人站起来,在一堆堆煤块里摸索着,想找个地方去撒尿。微弱的烛光在摇曳,硕大的黑影在跳动。接着,最后一支烛光也熄灭了,于是只有那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回荡着鼾声的黑暗。有一次,她突然惊跳起来,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我在这儿,’我悄悄地说,‘不要害怕。一切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