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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吱声了。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车辆,声音似乎越来越响了。古监狱后面,圣礼拜堂的尖顶高高地耸入了晴空。我们听到报童的叫卖声,压倒了汽车的马达声,正如鸥鸟的啾鸣,掩盖了大海的咆哮。

“‘我不可能保护你。’我说。

“‘那我知道。’

“‘你会被拘捕起来。’

“‘那你呢?’

“我耸了耸肩膀。‘他们大概也会把我拘捕起来。我们也许要被隔离。’

“她点点头。

“‘法国的牢房可不是什么疗养所。’

“‘德国的牢房也不是。’

“‘在德国,你是不会被监禁的。’

“‘我要待在这儿,’海伦说道,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现在,把这件事忘了吧。我要待着。这跟你一点不相干。我就是不愿意回去。’

“我瞅着她。

“‘去他的什么安全!’她嚷道。‘我讨厌这种小心谨慎。我早就觉得腻烦了。’

“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头。‘嘴里说说是容易的,海伦……’

“她把我推开了。‘那就不要来管我!’她尖叫着说。‘走开,你用不着负责。不要来管我!离开我,我一个人能对付。’

“她瞅着我,好像我是格奥尔格似的。‘不要装得像一只老母鸡!你什么事也不懂!不要用你的烦恼啊怕负责任啊来闷死我!我要离开,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这一点,你得尽力刻进你的脑袋里去。那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要离开,是为了我自己!’

“‘那个我知道。’

“她回到我面前。‘你一定得相信我,’她温和地说,‘不管表面上怎么样。我非得离开不可。你回来不过是件意外的事。你一定要了解。安全不是一切。’

“‘那是对的,’我说,‘可是,你安全是为了别人,如果你爱他们的话。’

“‘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之类的东西,’她说,‘不要来反驳我了。我知道!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我已经把整个事情反复考虑过了。你怎么也不会知道我考虑得多么周密。咱们不要再讨论它了,我亲爱的。夜晚在等着我们。在巴黎,对我们来说,不会再有多少个夜晚了。’

“‘要是你不愿意回到德国去,那么就去瑞士,好不好?’

“‘格奥尔格说,纳粹就要进犯瑞士了,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进犯比利时一样。’

“‘格奥尔格也不是样样都知道的。’

“‘眼下就让我们待在这儿。说不定整个事情全是假的。将要发生的事,他怎么能够确切知道呢?以前也好像要爆发战争了。可后来,却来了个《慕尼黑协定》。为什么就不能够来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呢?’

“我不知道她是确实相信她自己所说的话呢,还是只不过想办法使我安心。迎合你希望的事,总是很容易相信的。那天晚上,我就是那么相信了。法国怎么能打仗?它一点准备也没有。它非屈服不可。法国人干吗要为了波兰人而出兵去打仗?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没动过一根手指头啊。

“十天过后,边境就被封锁。战争爆发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被逮捕了,施瓦茨先生?”我问。

“我们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讽刺。五年来,他们一直要赶我出去——随后,蓦然间,他们却又不让我离开。你当时在哪儿?”

“在巴黎。”我说。

“你是不是也被关在室内自行车赛车场里了?”

“当然。”

“我记不起你的脸了。”

“赛车场里的流亡者有好几百个咧,施瓦茨先生。”

“你还记得宣战之前的最后几天吗?当时巴黎已经实施灯火管制了。”

“当然记得!那时节,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漆黑一团了。”

“街角上那些小小的蓝莹莹的灯光,”施瓦茨说,“它们使我想起医院里的夜明灯。在那寒冷的蓝幽幽的黑暗里,城市仿佛在害病。一阵哆嗦通过你的全身。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备一点现款,于是就卖掉了施瓦茨留给我的那些绘画中的一幅。那时候出卖东西,行市可不好。我先去找的那个商人,只肯出很少的钱。我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把画拿了回来。最后,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流亡者,这个人从前在德国跟电影业有联系。他不信任货币,因此凡是能够到手的,他都把它们买下来。我把最后一幅画留给了旅馆老板,让他妥善保存。随后,警察就来找我了。那是在下午,一起来的有两个人。他们要我向海伦告别。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这是可能的,’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过后还会来找你呢。我们最好不要扔掉我们的护照。你也把它保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