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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