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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41]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