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点唱机（第11/15页）

在后来的岁月里，点唱机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多少也许不是因为他现在更愿意在房子里听音乐，肯定也不是因为他年龄大了，而是——他自己开始忙于“试论”时，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因为他此间生活在外国。不言而喻，只要他出现在某个殷切咕哝着和玩着色光谱的老朋友面前时，比如在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卡克福斯特斯30、圣特雷莎加卢拉31等，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投进硬币去。但这更多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这时的倾听大多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相反对它们的意识立刻又回到他那一次次片断的经历中，那里本应当就是他理想的立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在家乡的第一条道路把一些人引向“公墓”，“海边”或者“常去的酒馆”，而他，常常少不了径直从汽车站奔着音乐盒而去，彻底被它的隆隆声所震撼，但愿如此，少些陌生，不灵活地踏上他其余的路程。

说到这里，该谈谈外国的点唱机了，它们不只是放放唱片，而且也在更大的事件中心起作用。这样的情形同时每次都超越了纯粹的外国，发生在某个边界上；一种十分亲切的世界的尽头。如果说美国是所谓“点唱机的故乡”的话，可是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他留下了如此印象——除非在阿拉斯加，那里依然如故。但是：对他来说，阿拉斯加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吗？——在一个圣诞前夜，他来到了安克雷奇，做完圣诞夜祷之后，在那个小木教堂门口，在所有那些不熟悉的人中，也包括他，好像笼罩着一种少见的快乐，然后又去了酒吧。在昏暗和酒鬼的乱七八糟之中，他看到在那闪烁的点唱机旁站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这里唯一安静的人。她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高傲而带着嘲笑的大脸，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个点唱机的节奏中和一个人跳舞。这时，就连那些平日喜欢惹是生非的人都为他们让道，仿佛这个女人，看样子与其说年轻，倒不如说样子还不老，简直就是其中最年长的。后来，他们一起穿过后门，她的越野车停在一个结冰的院落里，边窗上画着阿拉斯加松树的轮廓，挺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内陆湖边；天上飘着雪花。他们保持距离，除了在跳舞时轻轻地拉起手外，相互就没有过身体接触，她要求他和她一起走，她和父母在库克湾对面的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渔场。刹那间他明白了，在他的一生中，终于有一个不是由他独自，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的决定成为可能：他立刻也可以想象，跟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穿过那雪地里的边界，完全当真，永远，不回头，也要放弃他的名字，他工作的方式，他的每个习惯；这儿这双眼睛，亲切的彼岸那个地方，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这正是帕齐伐尔32面对那个拯救的问题的时刻，而他呢？面对这相应的时刻，一点不错。和帕齐伐尔一样，不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他有那幅图像——，而是仿佛这一切和他融为一体，自然而然，他犹豫了，接着就是那幅图像，那个女人，彻底消失在雪夜里了。接下来的夜晚，他总是来到这家酒馆，在点唱机旁等着她，后来甚至询问和探究她的下落，但尽管很多人想起她来，却没有人能告诉他，她家到底在哪儿。过了十多年以后，这次经历成了契机，他在从日本乘坐飞机返回之前，特意用了一个上午申请了美国签证，然后真的又在笼罩在冬季昏暗的安克雷奇下了飞机，漫无目的地在这座白雪覆盖的城里来来去去好几天，他的心就贴在那干净的空气和宽阔的地平线上。甚至这期间连新的烹饪艺术也渗透到了阿拉斯加。那个“酒吧”变成了“小酒馆”，还有相关的菜牌，看上去蒸蒸日上，这自然就容不下在那变得明亮轻巧的家具旁放一个笨重而陈旧的点唱机，不仅仅在安克雷奇是这样。然而，这样一个点唱机的标志就是那些不是从又窄又长的棚屋里就是从最后面的角落里踉踉跄跄冲到人行道上的人——各种各样的种族——或者一个在外面冰块之间四处打来打去的人，因为他被警察巡逻队包围着——通常都是白人——，然后他被制伏了，趴在地上，肩膀和弯到大腿后面的胫骨被紧紧地捆住，两手被铐在背上，像雪橇似的蜷曲在冰雪上，被拖到后面敞开着的运输车里：这时，在棚屋里面，有一台历史悠久地占据着这个又窄又长的空间的点唱机，亲切地召唤着一个人，播放着那些相应粗狂的歌曲。这点唱机就放在前面柜台旁，柜台上趴着又是流口水又是呕吐的醉汉（有男人，也有女人，主要是爱斯基摩人）的脑袋——你似乎可以指望找到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3全部的单曲唱片，马上透过那烟雾缭绕，听到约翰·弗格蒂34那迫切而阴沉的悲叹，让人心如刀割，还有他在自己作为歌手的迷途上“不知什么地方”失去了“关联”，“我要是每唱一首歌至少得到一美元该多好啊！”而从冬天只有货运列车通行的火车站下面，可以看到一辆机车的信号，它带着对北极地区来说很特别的标志“南太平洋火车”，让它那轰鸣着穿过城市、拉得长长的、独一无二的管风琴声响彻大地；一只被勒住的乌鸦在通往只有夏天才开放的游船码头小桥的铁丝网旁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