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4/6页）

他仍然坚持要回埃罗。甚至在她两周内走了四次秀、拍了一张宣传照、挣了两千五百美元、他们俩互相送了对方漂亮东西之后。甚至在他在一次时装秀的吧台上调了三个下午的酒之后：他打碎了五分之一加仑的杜松子酒，看在吉丁的面子上才雇了他的老伦纳德摇着头不敢相信。儿子拿了六瓶剩下的香槟，值一百五十美元，全都给了吉丁。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着。吉丁对着他耳朵大笑，说他是个拙劣的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混账。

他们也很清醒。在她对他讲了她母亲的事和她在葬礼上戴的那顶糟透了的帽子之后，他让她平静下来，哭个痛快。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来讲，那顶帽子太大，样式太老。她对他倾心相诉，他对她也是一样。蠢事，秘密，罪孽和壮举。他们对彼此将这些和盘托出。尽可能地倾诉。他对她讲了她想听的关于战争的事。他无法对她或任何人从头至尾地讲这些，于是就把她想听的讲给她：不，他从来没“用他的双手”杀过人；是的，他受了伤，他还让她看锅炉爆炸在他皮肤上造成的一处烫伤来证明；是的，他害怕过，尽管事实上他没害怕，或者说没有真的被吓坏。其实，他笑过，笑着走遍了越南，因为在十八岁时，笑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武器。在战争刚打响时也是，但是当卡车陷入泥里，手榴弹马上就要爆炸或是根本没炸，笑声总在那里，几乎一直都在；可是有一天连笑声也用光了，就像他那把该死的M-14冲锋枪一样不可靠。应该喷出笑声或泪水的喉咙却一片寂静，堵住了，破裂了，当他拒绝重新入伍时，就被既不光彩也不幽默地除了名。他回到埃罗，娶了齐安涅，打了架后一走了之，然后发现和他睡觉的老婆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子睡了觉。他当时也是一声不吭，开着车穿过房子，床起了火。他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十几岁的小子和齐安涅——但是她没撑下来。他在医院里看到她被裹起来却没看到她的眼睛时，还是默不作声。直到听到那老旧金山人在油气田被炸死的消息。一无是处的老旧金山人曾经付钱让他洗鱼。那件事终止了他的沉默。他在两州交界的汽车站见到来给他送钱的父亲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告诉他快走，告诉他要写信，还告诉了他旧金山人的死讯。在长途汽车站后面的小厕所里，儿子为了亚洲所有的爆炸而哭得像个婴儿。

吉丁吻着他的双手，他问她起初为什么离开美国。她说，她一向认为她有三种选择：嫁给一个瘾君子或医生，当模特儿或在杰克逊高中教艺术。在欧洲，她觉得可能会有第四种。他们相互诉说着一切。可他坚持要回埃罗。她边听边点头，心想和他去哪儿都成。她的快乐是圆满的。在经历了所有那些性爱高手，所有那些前戏专家和杂技演员，那些行动先于语言的男人，他的原生态和笨拙，他的粗鲁和不自觉的欢乐，就像天蓝色的水。再让我看看在天空中独自闪烁是什么样的。他做了，又做了好几次。他把她整个人当成一只耳朵，对着她的各部分低声讲述着故事：冰帽子和会唱歌的鱼，狐狸和鹳，猴子和狮子，蜘蛛赶集，与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充满冒险和奇想的性爱，以致她后来提起《小红帽》时没有一次不打战。

他们有时候会想起骑士岛。他会说“奥列巴伦”，她就会笑得尖叫。她给昂丁和西德尼寄了两张明信片做烟雾弹。收到的是一封简短、难过，还带点责备的回信，她不想让这封信坏了她的胃口。她的假请得十分困难。最后她靠的是米歇林医生打发来当新杂工的一个斜眼的黑白混血儿。斯特利特夫妇似乎没注意或不在乎她的离去。只有昂丁和西德尼感到伤心。她答应，只要他们想，她立刻就派人去接他们，但她告诉他们，她得来参加这次演出，她把两位迷茫而闷闷不乐的老人撇在厨房的桌旁，他们只好硬下心肠看她离去。她说，她的纽约之行很关键，因为她要安排妥当，他们三个才能住在一起。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在希尔顿酒店等着她。儿子和吉丁在多恩的公寓里商讨他们的处境。昂丁和西德尼似乎对他们能否工作下去没有把握，但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让他们离开的实际举动。儿子对昂丁的困境不太同情，因为她的做法过于保守——把白人女主人的秘密“当成她自己的”来守护，而把白人女主人的婴儿“当成她自己的”来爱。他对西德尼的同情就更少了，因为三十年来他居然没有砸裂瓦莱里安的脑壳。西德尼和昂丁的谈话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们主人的乖戾和嗜好。

“你还喜欢那个老头，是吧？”儿子问她。

“谁？瓦莱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