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

离“日落楼”越远越好。她的外祖母有个中年的侄子住在北方一个叫梅德林的镇上，这是她必须把握的一个机会。对海伦娜·萨马特和她的外祖母来说，那些红漆百叶窗的阴影已经在她们心中盘旋了整整十六年。海伦娜就出生在那些红漆百叶窗后的房间里，她母亲是一个克里奥尔（美洲早期白人移民（多为法裔及西班牙裔）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血统的妓女，平时在那里接客。外祖母把海伦娜从有着柔和灯光和花卉图案地毯的“日落楼”带走，让她在一座色彩缤纷的圣母像哀伤的注视下长大，并劝告她时刻警惕自己身上出现遗传自母亲那种野性血液的征兆。

于是，当威利·赖特到新奥尔良来拜访他的姑奶奶塞西尔时，便被漂亮的海伦娜迷住了，随后便是订婚——这出自祖孙俩的一再催促。威利是个海员（更确切地说是个“湖员”，因为他在五大湖区的一条航线上当厨子），每十六天只有三天在岸上。

威利把新娘带回梅德林镇的住处，把她安顿在一座门外有砖砌的前廊、窗上挂着真正的蕾丝窗帘的漂亮房子里。对于丈夫长期在外，海伦娜·赖特倒也没觉得难以忍受，尤其在结婚大约九年时生下了女儿之后。

比起她对生活的一贯追求，女儿给了她更多的舒适感和目的性。她自豪地步入了作为母亲的人生阶段——在内心深处因为孩子没有遗传到她的美貌而满怀感激：婴儿皮肤微黑，虽然睫毛浓密，却只称得上不失端庄，还长了威利那样又宽又平的鼻子（海伦娜曾期望它能够稍稍有点改观）和厚实的嘴唇。

在海伦娜的一手抚育下，女孩既听话又懂礼貌，小奈尔所表现出的一切热情都受到了母亲的压抑，直到她终于让女儿的想象力沉睡了。

海伦娜·赖特是个令人难忘的女人，起码在梅德林镇是这样。一头浓密的头发盘成髻，双眼总像在审视他人的居心一般眯起。她是个凭借强烈的存在感和对自身权威合法性的自信而赢得了一切人际斗争的女人。由于当时梅德林没有天主教堂，她就加入了最保守的黑人教会并掌握了权力。正是她在教堂里从不回头看迟到的人；正是她建立了在神坛上摆放应时花卉的习惯；正是她引进了设宴欢迎返家的退伍黑人士兵的做法。她只在一场斗争中失败了，就是她自己名字的发音。“底部”的人们拒绝叫她海伦娜，而是叫她海伦·赖特，并且一直这样叫下来了。

总的来说，她的生活相当令人满意。她喜爱自己的房子，并以摆布丈夫和女儿为乐。有时她也会在睡着前发出一声叹息，那是因为想到她确实离“日落楼”足够遥远了。

因此，当她读到亨利·马丁先生向她描述外祖母的病情并建议她马上回南方看望老人的来信时，感情十分复杂。她不想去，但无法无视那个曾经拯救了她的老人无声的请求。

那是在十一月，一九二○年的十一月。即使在梅德林这样的地方，白种男人们走起路来也带着一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而退伍黑人士兵的眼中也闪烁着一种迟钝呆板的兴奋。

想到这次南行，海伦娜起初忧心忡忡，但她拥有最佳武装：举止稳重，姿态优雅，而且她还会加上一条漂亮的裙子。她买了些深棕色的毛料，还配了四分之三码天鹅绒。用这些材料，她给自己缝制了一条厚实而优雅的裙子，领口和衣袋都是天鹅绒做的。

奈尔看着母亲用报纸剪出纸样，目光飞快地从杂志模特儿身上移到手头的活计上。她看着母亲黄昏后点起煤油灯，一直缝到深夜。

到了准备出发那天，海伦娜做了一块熏火腿，给她在湖上的丈夫留下一张字条以防他提前回家，然后一手提上行李，一手领着女儿，昂首挺胸地去火车站了。

去车站的路比她记忆中的要长，她们刚走过拐角，就看到火车快要开了。母女俩沿着铁路奔跑，寻找黑人搬运工指给她们的那节车厢，可还是弄错了。海伦娜带着女儿踏进了一节坐了二十几个白人男女的车厢。为了减轻尴尬，海伦娜没有回头迈下三级木梯，而是决定直接穿过这节车厢到黑人车厢去。她提着两件行李和一只皮包，女儿拿着一篮子盖着的食物。

打开挂着“黑人专用”牌子的车厢门时，她们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朝她们走来。那天天气很冷，可是当母女俩使劲打开车门，想把手里的东西一次性塞进车厢里的时候，女人的脸上还是冒出了薄薄一层闪亮的汗珠。列车员把眼前这个有着淡黄肤色的女人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把一根小手指伸进耳朵，轻轻捣着耳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