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3/3页）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听到“文明化”的语言贬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不出所料，《最蓝的眼睛》初版时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运不无相似：被遗弃、被蔑视、被误读。直到这一版终于赢回它的发表尊严为止，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普林斯顿，新泽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