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然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在保持蔑视的同时又将其颠覆，这是很困难的。这部小说试图碰撞种族性自我歧视这根敏感神经，揭露，然后安抚它，不是用麻醉剂，而是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对我在首次美感体验中发现的载体的模拟。因为那个瞬间渗透着太多的种族色彩（我对同学那个愿望—在纯正的黑皮肤上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对我心目中有关美丽的概念造成的伤害），我的挣扎在于写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独有的东西。我还并不很清楚那是什么，但无论是这种未知，还是横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碍，都没有使我停下追寻的脚步。

不久前，我竭尽所能在描写手法上下工夫，想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某种具有种族特殊性同时又超越种族局限的文风中。这种文风不受种族等级和耀武扬威的优越感的束缚。现将部分描写分析如下。

第一个句子打头的那个短语“千万别声张”，在我看来有好几层魅力。首先，这是一句熟语，儿时的我经常听大人们这样说，黑人妇女在闲聊中，在讲故事，说轶事，在小圈子、家庭和邻里间传播某人或者某事的闲言碎语时也经常用到这句话。这几个字给人一种在密谋什么的感觉。“嘘，别告诉其他任何人”，还有“这个谁也别让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仅限于我们之间，不要外传。密谋关系既被维持又有所保留，既被坚守也被暴露。在某种意义上，这恰如写作这本书的行为：把一种私人的倾诉公之于众。为了充分理解那种处境的双重性，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这部作品写作时的政治气候：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那是黑人生活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书的出版（相对于写作）涉及到公开，而写作则是秘密的泄露，那些我们共享并坚守的秘密，不让族群之外的人知道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