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3页）

在这个例子中，“千万别声张”也是一种书面的修辞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的特意选择是因为它能体现说话者的情态，以及言说与表现某个特定的世界及其氛围。再者，除了 “邻里间”这层隐含义，除了对不正当的闲言碎语与惊心动魄的揭秘的暗示，这样的“窃窃私语”中同时隐含着某种假设（从读者的角度），即说话人身处内部，知道一些别人不了解的事情，而且会慷慨分享这些内部信息。我所致力于营造的私密，读者与文本间的私密，可能会立刻启动，因为这个秘密最好是要共享，至少也要被偷听。突然的熟悉或者迅速的私密化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不想让读者有时间疑惑：“为了读这个故事，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放弃什么，捍卫什么，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因为我知道（而读者则不然—他或她得等到第二句话出现）这是个很可怕的故事，讲的是人们宁可对它一无所知的事。

那么，这个即将被共享的大秘密是什么呢？是我们（读者和我）都“有份”的事情吗？一次植物的异常表现。也许是因为污染。抑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某种跳跃：某年九月，某年秋季，某个金盏花没有开放的秋天。那明媚、朴素、坚强、柔韧的金盏花。是什么时候呢？一九四一年，由于那年非常关键（对美国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以恰好处于宣战前的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就产生了一种“隐蔽的”影射。在人们期待金盏花会在一个叫作“秋天”的季节怒放到极致的温带地区，在美国参战前的几个月内，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将爆发。第二个句子更加清楚地表明，说话人，即那个知情者与叙述者是个孩子，正模仿坐在游廊或者后院里闲聊的成年黑人妇女的口气展开叙述。开篇那句话摆出一种努力的姿态，试图在对付这则惊人信息方面显得像个成年人。这种孩子的视角改变了成年人透露这种情况时的优先顺序。“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它把花置于前景中，而把不伦、痛切而不可理喻的性导致的可怕后果隐入背景。这种突出 “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淡化惊世骇俗的内情的处理，一方面确立了视角，另一方面也给读者以喘息的机会：孩子的说法是否可信，或者是否比成人的说法更可信。读者因而受到保护，不必立刻直面那些惨痛的细节，同时又被挑起探求的欲望。这样的创新，我认为，在于让这个关于女性受到侵害的故事以对那些强奸的受害者或可能的受害者—那些无人（一九六五年时一定不会有人）问津的人们，那些女孩们自己—有利的角度被讲述出来。由于这个受害者不具备理解暴力或其背景的语汇，两个一开始假装成熟，实则轻信而脆弱的女友就不得不通过回顾往事，来帮她完成这件事，用她们自己的人生反思为她填补那些沉默的空白。因此，开篇的那句话起到了某种震撼的效果，即宣告那不仅是一个被共享的秘密，而且是对沉默的打破，对空白的填补，某种不能说的东西终于得以表达。这句话在某种植物微不足道的花期紊乱和一个黑人女孩毫不起眼的毁灭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当然，“微不足道”和“毫不起眼”代表的是外部世界的看法—对那些女孩来说，这两件事是她们花费了整个童年时代（包括以后）试图弄清却未能如愿的信息震撼人心的储藏所。如果说她们有所成功，那便是把探寻的问题转交给了潜在的成年读者，转交给了内部听众圈。至少她们把这些疑难的沉重分量分配给了一个更大的观众群，使某个隐私的曝光正当化。如果读者进入了开篇那句话所宣告的同谋关系，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被视作首尾呼应：“自然”的摧毁暗示着社会关系的摧毁，而社会关系的摧毁会对个体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构成文本群体的读者也被牵连其中。

然而，小说的核心部位却存在问题。我所建立的这个破碎的世界（用来补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时代碎片式的四季变换串联在一起，每一次转折都对毫不协调、内容贫瘠的白人家庭识字读物进行映照。它以现在的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居于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场”的空白。它本应有种形体—就像一声爆炸或呐喊过后留下的空洞。这需要某种我所不具备的老练手法，而且需要对萦绕在她周围的各种声音进行巧妙的驾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的幻觉成为某种独立于书外的对话。

同时，尽管我迫切需要某种女性表达，这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来满足自己，因为我无法确保那种属于女性的潜台词能贯穿作品始终，如开篇那句话所呈现的那样（在“千万别声张”中透出的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惊）。这种挣扎导致的混乱局面在描写宝琳·布里德洛夫的那个章节变得非常明显，我在那一章动用了两种叙述的声音，宝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叙述者的声音，我对这两种声音都不满意。而现在，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本以为最难变成女性口吻的地方这种语言的转变却轻而易举：把白人对乔利的“强奸”与他对自己女儿的强奸联系起来。这种极端男性化的侵犯行为在我的语言中变得女性化，变得“被动”，而且，我认为，在失去了通常（或者曾经）被赋予的男性“羞耻的光辉”后，强奸这种行为显得更加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