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 二

十五年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像个田径运动员，修长的臂与腿，面孔红里透黑，皮肤仍然细嫩光滑纯洁。脸圆，眼睛圆，手攥紧的时候拳头显得也是圆球样的劲道和蓬勃。也许与女子中长跑相比，她更应该投身女子轻量级拳击。

她穿着雪白的、带蓝色斑纹的蝙蝠衫，乳白的灯笼裤，一半是无拘束的青春，一半是山寨的怯土；一半是女权与女运动员的无畏——简直是高高在上，东方不败，一半是准“二儿”的怔忡愣磕；一半是白花花的大胆，她甚至让我想起农村的孝服丧服，一半是从远方刮过来的清风明澈。

那时她是后桑葚村的民办小学教师。民办小学，说明她得到的一切待遇都低于有正式编制的同工种人员。啊，编制，体制，你是多么丰饶美丽迷人！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应聘做了民校教师，莫非她有什么短处例如口吃，或者在校期间有所谓的不检点？要不就是得罪了哪位大佬？我心里闪过一丝阴影。

后桑葚村，从火车站还要坐三个多小时的环山公路汽车，经过山重重，水溅溅，路弯弯，屁股硌得生痛了才看到它的仙境模样。

它位于万花山脚下碧蓝溪河边，分流出来一道溪沟，从西北到东南，水波跳跃着歌唱着迅速地流淌。高低落差很大，除了结冰的季节，昼夜都有稀溜哗啦的声响。农民的房舍，修在水流两岸。全村都建筑在地无三尺平的坡地上，俯视过去，房顶们错落参差，谁跟谁也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奇异的是，明明一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却保留了自己厚实的土城墙，说不定这里曾经是古战场，离后桑葚村二十公里处有一块大平青石，传说是穆桂英的点将台。说这里是土墙吧，却有一个气势不凡的城门洞子，城门洞子内缘是此地少见的拱形磨砖对缝结构，钉着七七四十九个大铜钉的大门则早已不知去向何方。一进“城”，是高高搭起的戏台，“大跃进”中据说地方戏名伶——错了，应该叫著名表演艺术家筱铃铛，在这个戏台上唱过《红娘》。红娘是反封建的英雄，到了新中国，特别吃得开，就差报名“铁姑娘战斗队”了。从戏台上眺望全村，十五年前，依稀可以看到歌颂“三面红旗”的标语。此种字迹已经斑驳，更鲜艳的横幅则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久违了，后桑葚的搏战与金鼓，还有几个朝代的悠远与安然。

后桑葚的一大特点是建筑材料用了大量石头。据说根据阴阳五行的传统文化，发达的地方石材只用于坟墓，是土木而不是石头才具有呼吸与渗透的活性，才适合为生活而居住。这儿偏僻穷困，就地取材，民屋也是石头垒墙，做得好的是漂亮大方的虎皮墙，做得差的则是七扭八歪的石头上糊上麦秸黄泥的厚墙，这种不规则的七扭八歪恰恰具有一种奇异的现代风格。

我到后桑葚村来的目的是逃脱我们市里的文人的明争暗斗。为了争个什么“代表”、“委员”当，满嘴高雅的“公知”、“公信”、“道义担当”与“批判精神”的写作人龇牙咧嘴，互相掐到那种程度，我只能远走高飞，暂避一时。我也相信想信，“心远地自偏”以后，将能“悠然见南山”，将至少维护片刻自我的心灵纯洁与自我救赎。

到后桑葚的第二天碰巧听到白巧儿老师给学生讲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把安徒生请到了咱村，连同邻村前桑葚与山顶上的白仙姑庙村，三个自然村的孩子在听白巧儿讲：

“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

眼泪从没有洗干净的众小脸上流下。山村的孩子们惊呆了，那么遥远却又是那么亲近，那么梦幻却又那么真实。这里的亲近的真实是一个切肤的“穷”字。

听了白巧儿的故事二十分钟，她的声音我一连几年忘记不了，她的声音有一种内涵，有一种弹性、糯性，温柔却又劲道，小心翼翼却又杀伐决断。我觉得我在升腾，我在醉迷。这本身就是传说，就是童话。人生不过几十年，几十年中难得有几次醉迷的享受。我惊奇也赞叹，一个贫穷的或者说刚刚开始脱离贫穷的山村怎么会出现了安徒生。流水叮叮淙淙，话语清清明明，故事凄凄美美，讲述热热冷冷，口音标准得像是出自北京的中央广播，那时候这儿还没电视。

如诗如梦，如舞如歌，如泣如诉，如全不可能的幻想。尤其是女教师的声音，它的温柔强大使我回想起母亲的手指、往事、童年、萤火虫，那人对人对虫讲客气的年代。一个朴素的小山沟，一道厚厚的老城墙，一个上圆下方的圈门，一个单纯健康、满脸阳光与献身的城市或乡村女孩子，她在这里讲了“白雪公主”，讲了“目连救母”，讲了“孔融让梨”，讲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六千里寻母”……这本身就是最美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