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6页）

目击者称受伤的骑车女子很年轻，身材苗条，留着短卷发。我听后非常茫然，赶紧拦了开来的第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赶到仁爱医院（hospital de Caridad）。仁爱医院是一座老式建筑，黄褐色的墙壁看起来就像一座陷在流沙中的监狱。我花了半个小时进入医院，又花了半个小时离开一个鸟语花香的庭院，因为那里有个痛苦的女子挡住了我的去路，看着我的眼睛，撕心裂肺地喊道：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这时才记起这里原来是那些市政医院中非暴力精神病人的自由活动场所。我只好向医院领导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一个护士之后带我来到急救病房。急救登记簿上写着：罗萨尔瓦-里奥斯（Rosalba Ríos），十六岁，职业未知。

症状：脑震荡。预后：有待观察（译注：预后，医学术语，Pronóstico，根据经验预测病情的发展情况）。我问主治医生我是否看以看望她，我内心真希望他们说不，但是因为怕我在文章中写一些医院怠慢我的情况，他们却愉快地带我去那里。

我们穿过一个满是浓烈石碳酸味道的房间，病人都蜷缩在床上。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单间，里面有张金属床，床上的女孩就是我们要找的。她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脸已无法辨认，而且肿得很厉害，带着一块块乌青，但是对我来讲只要看下脚就能知道是不是她。我只是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是她，我该怎么办？

我像被晚上的蜘蛛网缠住了，以前罗萨-卡瓦尔加斯有几次提到德尔加蒂娜在哪儿上班，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前往那家衬衣工厂，我请厂主向我们展示他那像个联合国大洲项目的典范之作的工厂。厂主是个大腹便便，沉默寡言的黎巴嫩人，怀着成世界典范的幻想，他为我们打开了他这个私人王国的大门。

三百来个身着白色衣衫的年轻姑娘，额头上撒着圣灰节特有的圣灰，在明亮的大厂房里不停地绣着纽扣（译注：圣灰节，复活节前七周，即前第40个周日。在圣灰节，人们会洒圣灰于头顶或衣服上，以表明悔改或懊悔。）。当看到我们进来，她们像学生一样笔直的站立起来，当厂主向我们介绍他为钉纽扣这个远古艺术所作的贡献时，她们都斜着眼偷看着我们。我细细地观察每一张脸，同时也怀着认出醒来的、穿衣的德尔加蒂娜的恐惧。然而，一个女孩却怀着无情的钦佩，仍显畏惧的眼神观察我： “请告诉我，先生，您是在报纸上写情书的那位记者吗？”

我从未设想过一个熟睡的女孩竟能制造类似的浩劫。我不辞而别，赶紧逃离此地，也不去想我最后可能在那些“炼狱”女孩子中找到德尔加蒂娜。离开工厂后，我的生活便只剩一个念头——想哭。

罗萨-卡瓦尔加斯一个月后打电话给我，用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解释：银行家谋杀案后，她当之无愧地在卡塔赫纳休了一个月的长假。我当然不信，但是随后，我恭喜她拥有如此好运气，之后任由她胡吹她的谎言，最后我问她那个一直在我心中沸滚的问题： “她好吗？”

罗萨-卡瓦尔加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说：“她在那儿”，但是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含糊不清，“你必须等一段时间。”我焦急地问：“多久。”她答道：“我也不知道，我会通知你的。”我感觉到她可能要挂电话了，忙着求她道（突然阻止的意思）：“等等，给我一点亮光吧。”她说：“没有亮光。”接着她总结道：“小心，你可能伤害你自己，尤其是可能会伤害到她。我可不会矫揉造作。”我求老鸨至少给我一个接近真相的机会，我对她说：“我们毕竟是好搭档嘛！”但她并没有更近一步，气愤地答道：“闭嘴，小女孩很好，而且她正等我的电话呢。但是现在你什么都做不了，我也不会多说一句，再见！”

我把电话话筒死死地拽在手中，真不知该何去何从，而且我也清楚地明白如果老鸨不发善心，我肯定得不到她的一丝一毫。午后，我偷偷地去妓院观察了情况，期待能有奇迹发生，尽管从理智上说这不大可能。结果妓院依旧大门紧闭，卫生部门的封条还是原封不动地贴着。我想罗萨-卡瓦尔加斯可能已经从其他地方，或者从另外的一个城市打电话给我，这唯一的想法随着黑色的预感一齐挤满了我的心。然而，在傍晚六点钟我的希望最渺茫时，老鸨在电话中用我特有的口令说： “行，就今天。”

晚上十点钟，我带着因不哭出来而咬破的嘴唇，揣着几盒瑞士巧克力，一些果仁糖和其他糖果，手里还拎着一篮用于铺床的红玫瑰，哆哆嗦嗦地来到妓院。妓院的门半开半合，从里面射出灯光来，收音机正用中度音量播放出勃拉姆斯的小提琴钢琴第一奏鸣曲。德尔加蒂娜躺在床上，容光泛发，女大十八变，天哪，我都快认不出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