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政治（第2/4页）

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几分钟打扫一下厨房。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新保守主义”式的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像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以德服人”、“以德吓人”、“以德骂人”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

在以德服人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请做饭后打扫卫生”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毕恭毕敬的“非常感谢”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

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壮观情形。

然后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纸条上也没有了“非常感谢”。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纸条是小诗一首：

为什么就不能打扫一下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热爱脏？

热爱激怒别人？

操你大爷。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我并非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断。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告诉我这是他“30年来碰到的最脏的一群同屋”。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害怕走进厨房”。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四五次降到一个星期一两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他们几个合起伙来扇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居住顾问，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没有最脏只有更脏。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劣币驱逐良币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想过。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