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政治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世界和平的意义。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像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解决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事情，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会，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似老外包一个三明治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到处是油腻、菜叶、饭粒、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我原以为男生多，厨房应该清静一些。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激情澎湃，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稀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像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水深火热，硝烟弥漫。

虽然如此，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呗。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越演越烈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合同里，也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洗洗锅碗瓢盆，把池子里的残渣捞干净，仅此而已。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铸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他不明物。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相映成趣。其他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