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做一个和自己赛跑的人（第4/5页）

生活中也是，每天我们做的事，真有多大意义吗？不一定。但是总得投入吧？投入才有趣啊。跟领导吵架，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同时我能对结果不在乎，开个玩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我在电视台干了十几年的时候，换过两任台长。他们的办公室我一次也没进去过。为什么要进去呢？我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也曾经有过忐忑不安，不知台长会怎么想。后来看到杨伟光台长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尊重那些从来不进我办公室的人。”所以，不一定不跟领导吵架、一味顺从、整天往办公室跑，领导就会喜欢你。说不定领导经常苦闷的是连个吵架的人都找不着。

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相比之下，过去的环境更民主、更宽松。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解放，大家都就事论事，吵完很快和解。

在座各位同学毕业以后，也不排除陆续有人会当上领导。当个什么样的领导，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们吵架的领导。

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时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得我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别错位。

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承认错了，还给人鞠个躬。我们那个栏目组到现在为止，出了太多官与名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两位主持人。显然，没有民主和平等，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罗大佑的歌中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世界吧。活得认真才好玩儿，对吧？

“感触”与“表达”之间，还有“追寻”

前两年台湾出了一个很棒的文学电影系列，叫《他们在岛屿写作》，其中一部的主人公是杨牧，他是我非常欣赏的诗人。他笔下的文字，保留了汉语最棒的味道和无限的可能。而我们现在熟悉的中文，是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文。我建议搞文字工作的人，要多看看香港、台湾同行的创作。

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个。在这部电影的花絮里，有一位学者的话让我触动很深。她说，创作往往包含着三个步骤：始于“感触”—比如你被一件事或一个人打动，想要创作一首诗；终于“表达”—这首诗最终完成了；但中间这个词是最重要的，有了“感触”不能立即“表达”，而是要去“追寻”—经历了足够漫长的“追寻”，等到一切成熟了，才会有完美的“表达”。

我在一个文化论坛上，也曾听过一位著名建筑师谈到这一点，虽然没用这三个词，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所有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几乎都应是这样一个过程。而我的感慨来自当下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感触完了就表达，谁还会追寻啊？

平时经常遇到一些人要加我微信，我说我不用微信，也不上微博。他们就问，那你怎么了解微信上的内容？我说，如果真有足够的价值，我一定不会错过，哪怕绕过八百道弯儿它也会来到我面前，让我看到。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心灵鸡汤了。朋友圈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感触完了立即表达，没什么价值，寿命很短。

在我喜欢的电影当中有一部叫《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买下剧本之后，曾经放了十年，这就是追寻的十年。各种各样的创意、文稿、文件，再加上探讨、挣扎、否定、激动、消沉等，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

电影完成之后，他轻描淡写用一个“十年”就把一切都带过去了，其实会这么简单吗？于是我们才在十年之后看到一部如此伟大的电影。

所以，我现在经常用这三个词衡量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一有了感触就急于表达？有没有经历追寻的过程？尤其在当下，如何在“感触”和“表达”之间加入“追寻”，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

寻找“第二个”答案

我说过，一个人的工资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一个概念：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这要感谢我的舅舅，他是一个很棒的数学老师。我上初二的时候，他每天给我留一道平面几何题，先把最容易的辅助线给我画出来，然后让我画其他辅助线，玩了整整一个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