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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盖上我的。“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能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已经在煮咖啡，我说我不想喝。她为我俩倒了酒，然后蜷坐在一张红色的厚绒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有点磨损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说。

“快要有点样子了。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有些家具以后也得换新，不过我现在住得还算喜欢。”

“你在这儿多久了？”

“十月搬过来的。我本来住上城，实在很讨厌每天搭出租车上下班。”

“你结过婚吗，特里纳？”

“结了三年，将近。我已经离婚四年了。”

“跟前夫还见面吗？”

“我连他住哪一州都不知道。我想他应该是在东岸，不过我不确定。干吗问？”

“只是随便问问。你没小孩？”

“没有，他不想要。后来处不下去了，我很庆幸没生。你呢？”

“两个男孩。”

“一定很不好带。”

“不知道。有时候吧，我想。”

“马修？要是刚才真是抢劫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什么也不做，或许。的确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