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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经理，告诉他我是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件诈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记卡。我电话在线等了半个小时；他在那头翻出卡片，一张张查对有没有姓汉尼福德或科特雷尔的人登记住宿。空等一场。

我不很惊讶。科特雷尔不一定是带她到迈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记卡上签下真名。如果他签真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截至目前，有关温迪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她的生还是死——没一件好办。我不可能奢望现在突然事事顺心。

我又倒杯酒，决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胜心切，想把沙漠里所有的沙子统统过滤。没必要嘛，因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顾客问的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理查德·范德普尔是谁并不重要，他为什么在温迪身上画红线也没人想知道。汉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温迪死前不久的一点生活轨迹。杰拉德·塔尔太太，前玛西亚·梅塞尔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确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闲散度日。看看报，喝喝酒，闷在房里快得自闭症时，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办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将近半个小时，喝完后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线地铁前往市中心。

要是选个非周末的下午闯进同性恋酒吧，你会纳闷这些店为何名不副实。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闹，你勾我搭，空气里才开始弥漫着同性恋者乐陶陶的气氛。这气氛也许有点勉强，你也许可以感觉到一股压抑得不太成功的绝望暗流，但用快乐形容大抵还是不差。不过找个星期四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跑去，这种地方就只剩无处可去的几只小猫在那儿纯喝酒；还有个酒保，拉得老长的脸告诉你他知道世风日下，他晓得事情不可能好转。

我一家家登门拜访。银行街一个地下室俱乐部，有个白发长长、八字胡像打过蜡的男人独自一人在玩滚球机，啤酒摆一边都走了味。西十街一个大房间，装潢和气氛面向的顾客群是大学球员和球迷，地板上有锯木屑，砖墙挂着写上希腊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贝休恩街194号方圆四个路口以内总共有半打同性恋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吗？或是潜在的性伴侣？或者两者皆是？

我有报上剪来的理奇照片，谁愿意看我就拿给谁看。几乎每个人都认出是谁，因为他们都在报上看过。命案才发生不久，又是在这附近，而且病态的好奇也不是异性恋者的专利。总之他们大多都认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这附近看过他，但没有人记得他来过酒吧。

“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常来这里，”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说，“只是偶尔喉咙发痒时，过来喝杯啤酒。”

在一个叫辛西亚的酒吧，酒保认出了我。他很夸张地做了个要信不信的惊诧样。“我没看走眼吧？来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马修·斯卡德吗？”

“嗨，肯恩。”

“你老兄该不会是终于转向了吧，马修？听说你离开条子窝时我就已经吓得够呛了。要是马修·斯卡德真的想通了，觉得当个同性恋者也挺好的，那我可是真要晕过去了。”

他看来像是只有二十八，但其实他应该都快这年龄的两倍了。金发是他自己的——虽然颜色是瓶里倒来的。凑近了看，你可以发现整容的痕迹；但站在几码①以外，他看来并不比十五年前——我以腐化未成年人的罪名逮捕他时要老半岁。那回逮他，我没什么好自豪的。所谓的未成年人当时十七岁，而且腐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肯恩这辈子都别想有幸攀登的高峰；但这位未成年人有个父亲，而这个父亲一状告上法庭，于是我也就只好对不起肯恩。他找了个挺像样的律师，结果宣判无罪。

“你看起来棒极了。”我告诉他。

“烟酒加上众多美男，想不年轻也难。”

“看过这个年轻美男吗？”我把报纸剪照丢在吧台上。他看一看，然后还给我。

“有趣。”

“你认得他？”

“是上星期撒野的那个家伙，不是吗？好恶心。”

“对。”

“你又是怎么扯进来的？”

“一言难尽。在这儿看过他吗，肯恩？”

他两肘支在吧台上，两手撑出个V形，然后把下巴搁进凹口。“我说有趣，”他说，“是因为《邮报》登这照片时，我就觉得好眼熟。我记人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有一套，脸孔也包括在内。”

“你以前见过他。”

“我是那么想过啦，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你何不买两杯酒咱们喝喝，我好一边儿梳理梳理我的记忆。”

我抽张钞票放上吧台。他为我倒杯波本，为他自己调了杯橘色的酒。他说：“我不是在拖时间，马修，我是要回想那张脸的主人做了些什么事。我知道我很久没看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