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收藏家（第2/3页）

1996年12月，一个名叫内吉代特·无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在托普哈内，离凯斯金家步行七分钟的家里，被倒塌的纸堆和旧物压死了，而他的尸体在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因为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由于大门也被杂物堵上了，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爬进去。当报纸用一种半调侃、半恐吓的语言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伊斯坦布尔人就更惧怕这些收集任何东西的收集家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能够在同一时间想起和芙颂有关的一切，因此我还要告诉读者一个我希望不被认为繁冗的奇怪细节。那个被杂物和纸堆砸死、尸体在家里腐烂的内吉代特·无名，就是我订婚那天晚上说起招魂时，芙颂提到的、还在那时就以为死了的内吉代特。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我的博物馆作出贡献的其他收藏家们表示感谢，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隐藏、令人脸红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惭。1995—1999年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收集我和芙颂去过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的明信片，那时我结识了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到过他。一个不想在我的书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给我的博物馆提供了他的门把手和钥匙收藏。他说，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他说的是男人），一生会碰过将近两万个不同的门把手，他让我相信，这些门把手中的大多数，“我爱的人的手”也一定碰过。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收集家希亚米先生，自从发明了照片，为了得到每艘经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轮船的照片，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他和我分享了有双份的照片，他给了我一个展示我想芙颂时、和她一起走路时听到响着汽笛声的轮船照片的机会，他像一个西方人那样，一点也不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间那些在葬礼上被别在胸口、印在纸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啬地为每张照片讨价还价后，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问了那个我从这些人嘴里听到过很多次的问题，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说出了那个我给所有人的回答：

“因为我要建一座博物馆……”

“我没问那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些照片。”

这个问题意味着，每个收集、积攒物件的人心里都有一件伤心事，一种深切的烦恼，一处难以启齿的心灵伤痛。我的烦恼是什么？是因为我爱的人远去了，我却没能在她的葬礼上把她的照片别在胸口上吗？还是就像问这个问题的人那样，我的烦恼是一件根本无法启齿、令人羞惭的事情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还没有任何私人博物馆，那些因为痴迷而暗自鄙视自己的收集家，也会公开地、不失时机地相互鄙视。这些鄙视还夹杂着收藏家之间的嫉妒，因此会变得更为恶劣。他们听说，内希贝姑妈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筑师伊赫桑的帮助下，我把凯斯金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楼，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欧洲那里的私人博物馆”，他们还知道我很有钱。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尔的收集家们兴许会缓和一下他们的鄙夷态度，因为他们可能会想，我不是因为一个隐秘、深切的心灵伤痛，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像他们那样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因为我有钱，为了扬名建博物馆而积攒物品的。

在赫夫泽先生的坚持下，也带着兴许会碰上一两件让我想起芙颂，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的东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刚成立的“收集爱好者协会”的会议。在协会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礼小礼堂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一群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中间。一些从前我听说过名字的协会成员（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苏普西在内的大多数读者认识的七个人），用一种比对一个伊斯坦布尔收集家更鄙视的态度对待了我。他们很少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个间谍、一个陌生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就像赫夫泽先生后来用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释的那样，尽管我很有钱，但我依然在物件上为我的烦恼寻找出路，这在他们那里唤醒了一种愤怒、厌恶和对生活的绝望。因为他们是一些无辜的人，他们认为一旦有了钱、他们那收集物品的顽疾就会痊愈。当我对芙颂的爱情因为传闻慢慢被大家知道后，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认真的收集家不仅后来帮助了我，还让我分享了他们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抗争。

还没有把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之前，我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颂做爱的房间里的收藏品拍了一张照。（从后花园不再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而是一台通风设备的噪音。）当这些东西在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家里，和其他那些东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凯斯金家里的，我从垃圾屋、协会成员和故事有关的人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一个我在国外的旅行途中，特别是在跳蚤市场上产生的想法，像一幅图画那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