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贝伊奥鲁的电影院（第3/4页）

见我不言语，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临回房间睡觉前，母亲对我说：“你还真有眼光。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人。她会是你的好老婆。但你要小心，她好像吃了很多苦。当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别让她心里的愤怒、仇恨，不管是什么了，来毒害你们的生活。”

“不会的！”

相反，一种把我们和生活、伊斯坦布尔、街道、人们，和一切相连的情感正在让我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当我在电影院里抓着芙颂的手时，有时我会感到她在轻轻地颤抖。有时她会把她的肩膀，甚至是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为了让她更好地靠在我的肩头，我会让自己斜靠在座椅上，我会用双手握住她的手，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抚摸她的腿。头几个星期她不太愿意坐在包厢里，但现在也不再反对了。当我握着她的手看电影时，就像把脉的医生在指尖感觉病人最隐秘的伤痛那样，我会感到芙颂对我们看的电影作出的种种情感反应，于是，我还会因为带着她的情感解释来看电影得到很大享受。

中场休息时，我们小心翼翼地说起欧洲旅行的准备和慢慢一起出去见朋友的事情，但我从没提起母亲关于订婚的意见。我知道，订婚仪式不会顺利，会出现很多闲话，甚至在家庭内部都会产生不安，如果人请多了，会因为人多，如果不请又会因为我们没请任何人而让别人说三道四，我感觉芙颂也慢慢意识到了这点。我想，她也是因为同样的担忧在远离订婚问题。于是，几乎什么也没说，我们决定不搞订婚仪式，从欧洲回来后直接结婚。这样一来，在电影中场休息时，在我们坐在贝伊奥鲁的蛋糕店里面对面坐着抽烟时，我俩也就更喜欢幻想欧洲之旅了。芙颂买了一本为土耳其人写的名叫《开车去欧洲》的书，她会拿着这本书去看电影。我记得，她翻书时，我们讨论了欧洲之行的路线。我们决定，在埃迪尔内过完第一夜后，经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去法国。芙颂还喜欢看旅行指南上的巴黎风景照片，她会说：“维也纳我们也要去。”有时，当她看着书上的那些欧洲风景时，她会沉浸在一种奇怪而忧伤的沉默里。

我会问：“亲爱的，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芙颂会说：“不知道。”

因为内希贝姑妈、芙颂和切廷将第一次走出土耳其，因此他们需要办护照。为了让他们免受国家机关的折磨和排队等待的煎熬，我让在萨特沙特负责这类事情的老警官塞拉米去办了这件事。（细心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我让这个退休的警官去寻找失踪的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我也因此发现因为爱情我已经九年没出国了，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事实上，以前如果每隔三四个月我不找个借口出国，我会很不开心的。

于是，为了护照的签字，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去了位于巴比阿利的警察局护照分局。这栋奥斯曼帝国末期，宰相、大臣帕夏们居住的，见证了突袭、政治谋杀、高中历史书上讲述的许多恐怖事件的老楼，就像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许多雄伟建筑那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上千人在走廊、楼梯上的文件、盖章、签名队伍里疲惫等待，大家互相谩骂的混乱地方。因为天热和潮湿的空气，我们手里的文件一下子就变得软塌塌的了。

快到傍晚时，为了另外一份文件，我们被转去了位于锡尔凯吉的桑萨尔杨商业中心。当我们从巴比阿利大坡往下走时，在老的梅塞雷特茶馆的上面一点，芙颂没得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同意就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

内希贝姑妈说：“这又是怎么了……”

当她和切廷在外面等候时，我走进了茶馆。

我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累了吗？”

芙颂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她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你们走吧，去拿你们的护照吧，我跑不动了。”

“亲爱的，咬紧牙关，眼看就到终点了。”

她坚持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别扭，但最后我的美人不管怎样还是跟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在奥地利总领馆办签证时又经历了类似的一次小危机。为了不让他们在签证的队伍里为难，也为了不让他们在面签时受到侮辱，像切廷那样，我让人准备了显示芙颂、内希贝姑妈是萨特沙特高薪聘用的专家级职员的文件。他们给了三个人的签证，但他们对芙颂的年龄感到了怀疑，因此喊她去面签。我也和她一起去了。

因为六个月前，连续几年被拒签的一个人，对着瑞士总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头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因此伊斯坦布尔的那些领事馆的签证处都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申请签证的人和欧洲的签证官不再面对面，而是像美国电影里的死囚犯那样，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铁栅栏用电话交谈。领事馆前面，聚满了为了能够靠近签证处、能够走进花园和天井而互相推搡的人群。土耳其职员（人们说德国领事馆的那些职员“两天工夫就变得比德国人还要像德国人了！”）会因为没排好队而责骂、推搡申请签证的人群，他们还会看着一些人的穿衣打扮说“你就别白费劲了！”作出最初的筛选。能够得到约见会让申请人非常高兴，在里面的防弹玻璃前，所有人都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