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芙颂的驾照（第3/6页）

就像重新认识彼此一样，我会从一起发现伊斯坦布尔、每天看见城市和芙颂的新变化里获得极大满足。当我们见证医院的简陋和无序，看见一大早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医生的落魄老人，遇见在后街的空地上违禁宰杀牲口的慌乱屠夫时，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正在把我们彼此拉近。我们的故事里那离奇，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一面，相对于我们在街上感到的城市和人们的那些可怕的阴暗面来说，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城市让我们感到了人生的平常，教会我们摆脱罪恶感的阴影，谦逊地生活。走在街上，乘坐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时，我会在内心感到人群给予的抚慰力量。在渡船上，我会仰慕地去看和旁边怀抱熟睡孙儿、戴着头巾的老妇愉快交谈的芙颂。

因为有了她，那些天在伊斯坦布尔，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消遣那样，我体会到了和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一起转悠的所有乐趣和紧张。当我们走进一家医院的办公室，迈进一个国家机关的单位时，所有人都会扭头去看她。老公务员们会放下高高在上、鄙视穷人和老妇的架子，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从不看她的年龄，一律尊称她为“夫人”！就像有人和别的病人说话时用“你”，和芙颂说话时着重强调“您”那样，也有很多人看也不看她一眼。既有带着欧洲电影里那些儒雅绅士的语气说“我能帮您做什么吗？”的年轻医生，也有因为没发现我的存在，文雅地开着玩笑和芙颂套近乎的老油条教授……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时感到的慌乱，甚至是恐慌。有些人面对芙颂时会不说正事，一些人会结巴，一些人则会瞠目结舌，会在她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沟通的男人。当他们看见我，认为我是她丈夫时，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而我也会无奈地和他们分享这种轻松。

我会说：“芙颂女士为申请驾照需要一份耳鼻喉的检查报告，我们是从贝西克塔什转过来的。”

在走廊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会说：“医生还没来。”他会打开我们手中的文件随便翻一下。“你们去办公室作个登记，再去拿个号，然后等着。”当我们发现他用眼睛示意的病人队伍有多长时，他会接着说道：“所有人都在排队，不等是不行的。”

有一天，我想找个借口往工作人员的手里塞一点钱，但芙颂却说：“不行，别人等，我们也等。”

排队时，和工作人员、病人交谈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她丈夫，这让我很受用。我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我们很般配，而不是一个女人绝不会和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去医院。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排队时，我们去杰拉赫帕夏的后街上转了一转，当我突然找不到芙颂时，一个戴头巾的阿姨从一栋破旧木房子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对我说，“我的妻子”进了旁边街上的杂货店。在这些边远的街区里，即便我们引人注目，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慌乱。有时孩子们会跟在我们的身后，有时我们会被认为是迷路的人，甚至是游客。有时，一个被芙颂吸引的小伙子，为了能够更多地，即便是远远地看她，会跟着我们走过很多条街，但当我的目光和他的不期而遇时，他便会礼貌地走开，不再尾随我们。常常有人从门口或是窗户探出身子来问我们，我们在找谁，我们要去哪里。有一次，一个好心的阿姨看见芙颂要吃刚从一个小贩那里买来的李子，便说：“等等，姑娘，让我给你洗了再吃！”她立刻从家里跑出来，拿走我们手上的纸袋，在家里底层的厨房里洗好了李子，还为我们煮了咖啡。她问我们是什么人，在那里找什么，当我告诉她，我们是夫妻，想在街区里找一处漂亮的木房子居住时，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邻居。

在这期间，我们一方面在星星公园里挥汗如雨地继续上令人疲乏和沮丧的练习课，另一方面在准备交规考试。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在茶馆喝茶时，芙颂会从包里拿出《简易司机手册》和《驾照考试的问题和答案》之类的书，笑着给我念一两个问题或是答案。

“公路是什么？”

“是什么？”

“公路是指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和场所。”答案的一半芙颂已经能够背出来，一半还要看着书来念。“那么，交通是什么呢？”

“交通是行人和动物们……”我会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个以前经常听到的答案。

芙颂会说：“当中没有‘和’。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喜欢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想起中学的时光、所有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功课、上面写着分数的成绩单也让我开心。一高兴我也会问芙颂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