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芙颂的驾照（第2/6页）

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躲避整个世界的皇宫、皇宫里的大花园和里面的宅邸，在共和国建立后变成了有钱人家开车游玩和新手学车的一个公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曾经在花园的大水池里像个孩子那样玩过微型军舰（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曾经计划要把他和他的这个微型军舰一起炸飞上天）。我从像私生子·希尔米、塔伊丰，甚至是扎伊姆那样的朋友那里听说，一些没处可去的勇敢、热切的情侣，为了接吻，会去公园那些有百年树龄的枫树和栗子树后面的阴暗角落。看见躲在树后相拥而吻的这些勇敢的情侣，我和芙颂会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

就像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爱时那样，当最多持续两个小时、对我来说却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驾驶课结束时，我们之间会出现一种暴风雨过后的静默。

开出公园的大门时我会说：“去埃米尔岗喝茶好吗？”

芙颂会像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孩那样轻声答道：“好的。”

我会像一个第一次成功和别人介绍的新娘候选人约会的小伙子那样激动不已。当我把车开在海峡路上时，在埃米尔岗的水泥码头上停车坐在车里喝茶时，我会幸福地说不出话来。芙颂也会因为对刚才的强烈精神刺激感到疲惫而沉默，抑或只说些和开车和我们的驾驶课有关的话。

喝茶时，有一两次我试图在雪佛兰雾蒙蒙的车窗后面去触摸她、亲吻她，但芙颂像一个婚前不希望有任何一种性亲近的有原则、守节操的女孩那样，礼貌地推开了我。看到芙颂并没有为此不高兴，也没有对我生气，让我欣喜若狂。我认为，我的喜悦里，还有一些小城市的新郎候选人得知自己要娶的年轻女孩“有节操”后感到的那种欣喜。

1983年6月，为了准备参加驾照考试必需的各类文件，我和芙颂几乎跑遍了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因为当时实施的紧急状态，准司机们被派遣到卡瑟姆帕夏军医院接受神经方面的体检。一天，我们在医院发体检报告的队伍以及一个暴躁的医生门口等了半天后，终于拿到了一份显示芙颂神经系统健全、反应能力正常的报告，随后我们去附近的街区转了转，一直走到了皮亚莱帕夏清真寺。还有一天，当我们在塔克西姆的急救中心排了四小时的队却得知医生回家后，为了平息内心的愤怒，我们在居米什苏尤的一家小俄罗斯餐厅里早早地吃了晚饭。另外一次，因为耳喉鼻科大夫休假，我们被派去了海达尔帕夏那里的医院，在乘船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后甲板上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我记得，在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了等待处理我们交去的文件，我们上街走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前行在铺着鹅卵石的斜坡和窄小的街道上时，我们经过了法提赫酒店。那是七年前，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为芙颂忍受巨大痛苦、得到父亲去世噩耗的酒店，那天，在我看来仿佛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当我们又准备好一个文件，把它放进上面沾满红茶、咖啡、墨水和油渍的文件夹时，我们会高兴地离开医院，带着庆贺成功的激动走进一家小饭店，有说有笑地吃饭。在那里，芙颂会轻松自如、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抽烟，有时她会伸手拿起我放在烟缸上的香烟，用它——就像一个战友那样——点燃自己的香烟，用一个渴望娱乐的人的乐观眼神审视世界。看到自己已婚、忧伤的情人其实对游玩、欣赏旁人的生活和街区、感叹城市生活的妩媚、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是如此开放时，我会更加深爱她。

芙颂会说：“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扛了一面比他人还长的镜子？”在街区后面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和我一起，带着一种比我更真诚的喜悦看了踢足球的孩子们后，她会去后面的黑海杂货铺里买两瓶汽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对于扛着粗铁棍、拿着水拔子，对着旧木房带栅栏的窗户、水泥阳台高声叫道“通下水道！”的人，芙颂会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去关注；在开往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她会拿起小贩介绍的既能刨西葫芦，又能挤柠檬，还能当做切肉刀来用的新式厨具仔细研究一番。随后，走在马路上时，她会说：“看见那孩子了吗？他快要把他弟弟勒死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泥泞的儿童乐园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我们会说：“怎么了？他们在卖什么？”并立刻跑过去。我们会一起去看耍熊的吉普赛人，在马路当中层层叠叠扭打在一起的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学生们，交尾时纠缠在一起的狗儿们（在街区人们嘲弄的叫喊声和难为情的眼神下）忧伤的眼神。当保险杠相撞，两个司机摆出打架的架势怒气冲天地走出车时；一只从清真寺天井里蹦出来的橙色塑料球一弹一跳地从坡上滚下时；我们会驻足观看。我们也会和路人一起看轰鸣着挖公寓楼地基的挖掘机，摆在橱窗里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