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让剧本通过审查（第2/3页）

梦想·哈亚提这样对我们解释道，国家认为不合适的镜头经审查被剪去，“其实还是好的”。因为被剪过的电影还能在影院放映，如果还能让人明白，那就能挣回本钱。最大的灾难就是拍好的一部电影被完全禁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聪明的土耳其制片人的建议下，国家带着善意把审查分成了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把电影剧本送去审查委员会，电影的主题和画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在土耳其，就像准备干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国家“批准”时面对的所有情况一样，在这里也滋生出了一种复杂的许可和贿赂的官僚作风，为应对这些困难，又催生出了那些让公民的申请通过官僚机构审查的中间人和公司。我记得，1977年春天，我和费利敦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很多次找谁来让我们的《蓝色的雨》通过审查的事情。

有个外号叫打字机·德米尔，非常受欢迎、勤奋的希腊人。他让审查委员会通过剧本的方法，就是把每个写好的剧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机和风格重新打一遍。这个膀大腰圆的老业余拳击手，是一个灵魂优雅、细腻的人。他会把剧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圆，用纯真来缓和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老板、强奸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对立，他会巧妙地用一些带着旗子、祖国、阿塔图尔克和真主的动听语言，来平衡主人公在电影最后说的那些会让审查者抓住，然而却是观众喜欢的愤怒、强硬和批判的话语。他真正的能耐，则是把剧本里每个粗暴、过激的点，用幽默、轻松和可爱，变成一种神奇的人生细节。那些经常贿赂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大电影公司，即便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剧本，也为了要沾上他那可爱、神奇、稚气的气息，把剧本交给打字机·德米尔修改。

得知夏夜里让我们深受感动的神奇土耳其电影里那无与伦比的诗意归功于打字机·戴米尔后，在费利敦的建议下我们带上芙颂，去了“剧本医生”在解放街区的家里。在一面巨大的挂钟发出嘀嗒声响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一台被赋予传奇色彩的旧雷明顿打字机，我们感到了电影里那特别而神奇的氛围。德米尔先生很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先把剧本留下，他说，如果他喜欢剧本，就会用打字机把剧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过审查，他指着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盘中间的文件说，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手头还有很多活。他指着身边一对二十几岁，长着猫头鹰眼睛的近视眼双胞胎姐妹说，是女儿们帮他一起修改剧本的，他夸赞“她们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个认出了芙颂，提到她在四年前举办的土耳其选美比赛中闯进了决赛，这让芙颂十分开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些了。

然而，重新写好，也是专门为芙颂打造的剧本，三个月后才由同一个女孩说着特别赞美和仰慕的话送了回来（她说：“我爸爸说这完全是一部欧式的艺术电影。”）。我从英颂板着的面孔，不时说出的一些恼怒的话里明白，她对此很不满意，我也试图告诉她，她丈夫也比较拖拉。

晚上在凯斯金家，我和芙颂离开餐桌能够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饭结束前，我们会走到柠檬的笼子前去给它喂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鱼的骨头（那是我从埃及市场买来的）。但那里离餐桌很近，我们之间很难有亲昵行为。除非耳语，或是过分大胆。

更合适的一条途径，则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自然产生的。芙颂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隐瞒的街区朋友玩（多数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刚结婚的女人），和费利敦一起去电影人出入的场合，做家务，给依然还在接缝纫活的母亲帮忙，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学”画鸟。“自学”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会感到这种业余消遣后面的激情，因为这些画我更爱她了。

这个爱好是因为一只乌鸦开始的，那只乌鸦就像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停在了后屋阳台的铁栏杆上，而且它看见芙颂也不飞走。那只乌鸦还来过很多次，它停在栏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惧的眼睛斜视芙颂，它甚至让芙颂惧怕了。有一天，费利敦为乌鸦拍了一张照片，于是，芙颂就照着这张我在这里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画了一张我很喜欢的画。随后又有一只鸽子和麻雀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她又继续画了它们的画。

费利敦不在的夜晚，饭前或是电视上放长长的广告时，我会问芙颂“你的画怎么样了？”

碰上她高兴的时候，她会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会一起去那因内希贝姑妈的缝纫用具、剪刀和布块而显得零乱的后屋，在小吊灯昏暗的光线下看她画的那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