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在安宁饭店度过的海峡夜晚

我们为了让芙颂远离她一去佩鲁尔酒吧就聚集过来的雄饿狼们所做的事情，有时不会让我们烦恼，反而会让我们发笑，甚至开心。读者们应该还记得那个出现在我订婚仪式上的传闻作家白色·康乃馨吧，当我得知他准备为芙颂写一篇“一颗新星即将诞生”的文章后，我告诉芙颂，这人不可信。随后，像玩捉迷藏那样我们一起逃避了他。一坐到芙颂的桌上，顷刻间就会把心里的爱情诗句写到餐巾纸上，用感人的语言向她表白的诗人记者的作品，也在我的努力下，在没让任何一个读者看到之前，就被佩鲁尔的老招待员塔亚尔扔进了垃圾桶。我、费利敦、芙颂，当我们三人随后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会笑着将其中的一些故事（不是全部）讲给彼此听。

我们在佩鲁尔酒吧以及类似的酒吧和酒馆里碰到的多数电影人、记者和艺术家，喝多了酒就会开始可怜他们自己而哭起来，而芙颂却完全相反，她喝下两杯拉克酒后会高兴地变得天真起来，像个俏皮的女孩那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时，我也会觉得，就像夏天我们去看电影，去海峡吃饭时那样，芙颂是因为她、我和她丈夫，我们三人在一起而开心的。因为厌烦了那些讥讽和传闻，我很少去佩鲁尔，如果在那里就会监视芙颂周围的那些人，多数时候我会说服芙颂和费利敦去海峡吃晚饭。因为我们早早离开了佩鲁尔，芙颂一开始会不高兴，但在路上和切廷一起聊天时她会变得那么开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和他们——就像我们1976年夏天时做的那样——一起更多地去饭店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更好。为此，我首先要说服费利敦。因为芙颂和我，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不能像两个情人那样一起去任何一家饭店的。因为让费利敦离开他的电影人朋友会很困难，因此有一次我说服了内希贝姑妈，然后我和芙颂还有她丈夫去萨勒耶尔的乌尔江饭店吃了竹荚鱼。

1977年夏天，因为塔勒克先生也没过多反对，甚至很情愿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此在凯斯金家看电视的我们——一起坐着切廷开的车——开始去海峡的饭店了。因为我想让参观博物馆的每个人用我记住的幸福来记住我们的这些出游，因此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小说和博物馆的目的，不正是真诚地讲述我们的回忆，让我们的幸福变成别人的幸福吗？那年夏天，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起去海峡的一家酒馆吃晚饭，成了我们的一个好习惯。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什么季节，我们会经常——每月一次——坐上车，像去参加婚礼那样说笑着出发，要么去一家海峡的饭店，要么到一家有名的大夜总会去听塔勒克先生喜欢的老歌。别的一些时候，则会因为芙颂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电影始终无法拍摄等烦恼，让我们忘记这个乐趣。然而不开心的几个月过后，当我们又一起坐上车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起能够玩得很开心，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爱上了彼此。

那时，塔拉卜雅，是去海峡游玩的伊斯坦布尔人最钟爱的一个地方，那里鳞次栉比的酒馆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满了桌子，桌旁坐满了人，通姆巴拉手、卖牡蛎和杏仁的小贩、拍完照一小时后拿来照片的摄影师、卖冰激凌的小贩、多数饭店都有的土耳其小乐队和民歌手不停地在桌子周围转悠（那时周围还看不到一个游客）。车子穿行在马路两边饭店中间的窄小街道上，托着装满了冷菜碟子托盘的招待们则不停地穿梭在车子和客人们中间。我记得我们每次去那里，内希贝姑妈都会惊讶于那些招待的速度和勇气。

我们去的是一个名叫“安宁”的不太引人注意的饭店。去海峡的第一个晚上，因为有空位我们进了这家饭店，塔勒克先生也很喜欢，因为他可以“远远地免费”欣赏从旁边的宝石夜总会里传来的土耳其音乐和老歌。另外一次，当我说如果去宝石夜总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听老歌时，塔勒克先生立刻说，“行了，凯末尔先生，别去给那蹩脚乐队和乌鸦嗓子的女人送钱！”但吃饭时，他更仔细，也更津津有味和愤愤不平地听了旁边传来的音乐。他说歌手们的“嗓子不好、耳朵不灵”，他会高声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会在歌手之前把歌唱完以此来显示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喝下三杯拉克酒后，他会带着一种深沉和忧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为音乐打节拍。

当我们离开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家，坐车去海峡游玩时，仿佛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去海峡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芙颂可以坐在我的身边。在那些拥挤的桌子中间，谁也看不见她的胳膊贴上了我的胳膊，当她父亲听音乐，她母亲欣赏海峡周围摇曳的灯光、薄雾缭绕中的黑暗时，我俩会在嘈杂声中，像两个刚认识、刚学会欧式男女朋友关系的羞怯的年轻人那样，小心翼翼、轻声地谈论我们的饭菜、夜晚的美丽和她父亲的可爱。在父亲面前抽烟总会感到不自在的芙颂，在海峡的饭店里，会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欧洲女人那样，大大方方、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我记得，我们从戴着墨镜、粗鲁的通姆巴拉手那里买来纸牌试了运气，什么也没赢到后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在赌场失意了”，随后我们为此害羞，再后来则感到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