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通姆巴拉游戏（第2/5页）

芙颂说：“凯末尔，快看，抽到27了，你有的！”看见我的心思没在游戏上，她用手拿起一颗干扁豆，放到了我的通姆巴拉纸牌上，遮住了27。她笑着说：“别走神！”有那么一瞬间，她用小心、担忧，甚至是怜爱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当然，我是为了从芙颂那里得到这样的关注才去他们家的。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不让他们伤心，为了不让母亲和哥哥知道我将在凯斯金家过除夕夜，我先在家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随后，奥斯曼的儿子，我的侄儿们说“快，奶奶，让我们来玩通姆巴拉吧！”于是我又和他们玩了一轮游戏。我记得，在我们全家一起玩通姆巴拉的时候，当我和贝玲的目光相遇时，她像是在怀疑这种幸福家庭画面的做作，用“你怎么了！”的眼神皱起了眉头。

我对贝玲轻声说：“没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随后我说，自己该去参加扎伊姆的聚会了，当我匆忙离开前，我又看到了贝玲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但我什么也没表露。

当切廷开车向凯斯金家疾驶时，我既慌乱，又幸福。因为他们一定在等我吃晚饭。是我告诉内希贝姑妈要和他们一起过除夕的，有一次我在门口告诉她，我一定会来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请别让芙颂那天晚上和丈夫出去找朋友们玩”。因为在我那么好心支持他们的所有电影梦想，感觉自己和他们那样亲近时，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夜晚出去，在内希贝姑妈看来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情，也是一种不懂事的行为。内希贝姑妈说，她觉得费利敦在我去的夜晚出门也是“不懂事”。但因为没人对此有抱怨，因此这是一种被我们无声忽视的孩子气。因为他不在家时，有时内希贝姑妈不是也用“孩子”来提到费利敦的吗？

离开我们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亲为赢得通姆巴拉游戏的人准备的奖品。到凯斯金家之后，我快步跑上楼梯，一进门——当然像往常一样，在我感受到和芙颂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后——就从塑料袋里拿出了母亲的奖品，一边高兴地说“这是通姆巴拉游戏获胜者的奖品”，一边把它们码在了餐桌的边上。就像母亲从我们儿时起在除夕夜里做的那样，内希贝姑妈也准备了很多小奖品。我们把她准备的奖品和母亲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那么开心，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奖品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奖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们不可改变的习惯。

我在这里展出我们在八个除夕夜里玩过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们家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时间里，母亲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样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让我、哥哥和堂兄弟们，后来又让她的孙子们开心的。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在游戏结束，奖品散发完，孩子、邻居们开始打哈欠，打瞌睡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会把从天鹅绒袋子里一块块抽出来的数字块（90块）数一遍，把写着数字的纸牌用蝴蝶结捆成一摞，把我们用来遮住纸牌上数字的干扁豆放进袋子里，然后把布袋收起来等待第二年的除夕。

现在，多年以后，当我忙着用全部的真诚，将一切一一展现出来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时，我感到，我们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触及了那些神奇、怪异年份的灵魂。通姆巴拉作为一种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游戏，就像很多除夕夜的仪式和习惯那样，在阿塔图尔克实行年历改革后，通过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短时间里成为很多家庭除夕夜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纸会在年底向读者赠送用廉价硬纸板做的、塑料数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通姆巴拉手，他们手拿一个黑布袋，用走私美国烟或是威士忌作为奖品来引诱路人。大街上的这些通姆巴拉手，会用一种可以被称做“迷你通姆巴拉”的游戏和一个其中有诈的布袋，把大街上随时准备试试运气的人们的钱骗到手里。通姆巴拉这个单词，带着“抽签和试运气”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颂他们家四五次的时候进入土耳其语的。

我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创始人的兴奋，用能够像物件的故事那样来讲述我的故事的激情，从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各种奖品里精心挑选出了一些样品。

内希贝姑妈每年一定会在奖品里放上一块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亲也那么做。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专属于小女孩的一种快乐，但我们成年人也会在那夜像孩子一样快乐”。儿时在我们家，除夕夜里如果一个年长的客人得到了一件为孩子买的礼物，那他（她）一定会说：“啊，我正需要这样的一块手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完这话后，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说了一句双关语那样，会互相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看到这些动作，我会觉得大人们是带着一种玩笑的态度来玩通姆巴拉的，我会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后，1982年除夕夜，当我在凯斯金家第一个把纸牌上的第一行数字全部对上，像个孩子一样大叫“沁可”时，内希贝姑妈边说“恭喜，恭喜，凯末尔先生”，边给了我这块手帕。就是在那时，我说道：“我正需要一块这样的手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