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无法起身告辞（第4/5页）

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说不清，我坐到那么晚是为了让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晚上不要出门，还是因为那晚如果我见不到芙颂会很不开心。但在我再次严肃地和费利敦谈了这个问题，坚持跟他说我们应该一起保护芙颂，让她远离那些电影人之后，我去的那些晚上，芙颂和费利敦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

作为一种对芙颂将要出演的艺术电影的支持，我和费利敦第一次在那些日子里开始考虑拍摄一部商业片。可能这个电影草案也让芙颂同意晚上不出去了。作为报复，有些晚上，没等我去他们家，芙颂就去楼上睡觉了。从中，我得出她在跟我生气的结论。但她也从没放弃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等我下次再去时，她对我会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她会无缘无故地问起我的母亲，或是主动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一勺饭，于是乎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

尽管我和费利敦之间的友情在日益加深，但这一点也不阻碍我晚上在他回来之前陷入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费利敦一回来，我会感觉自己在那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不属于那个我看见的世界，但我却执意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1977年3月，在电视新闻不断播出政治会议，茶馆被轰炸，反对派政客被枪杀的一个夜晚，在很晚的一个钟点（因为羞愧，我没能去看表），费利敦回到了家里，我无法忘记他看见我时脸上出现的表情。这是一个真心为我担忧的好人的忧伤眼神——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脸上，还有在我看来让费利敦成为一个谜团的那种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充满温和、乐观和善意的单纯表情。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后，晚上10点以后开始的宵禁，给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烦恼带来了一个限制。但是我的烦恼没有因为宵禁而结束。只仿佛被挤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而变得更浓更重了。实行宵禁的那些夜晚，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危机从9点半开始慢慢加重，尽管每个时刻我都在气愤地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但我依然还是无法站起来。因为逐渐减少的时间甚至不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到10点差20分左右，我的慌乱便会变得无法忍受。

最终当我跑上大街，钻进雪佛兰时，我和切廷便陷入是否能在10点以前赶回家的慌乱；而每次我们都会晚三到五分钟。军人们在10点（后来这个时间被延长到了11点）过后的头几分钟里，从不会去拦下在大街上疾驶的汽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宵禁前像疯子一样疾驶的汽车在塔克西姆广场、哈尔比耶、道尔马巴赫切出的车祸，我们还看见那些下车后大打出手的司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道尔马巴赫切皇宫的后面，看见一个从一辆冒着蓝烟的普利茅斯牌汽车里走出来，带着狗、酩酊大醉的先生。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辆因为追尾水箱破裂的出租车，像贾阿尔奥卢浴室那样冒出一股蒸汽。回家的路上，小巷里那令人发指的黑暗、昏暗大街上的空旷让我们感到恐惧。终于回到家，临睡前喝上最后一杯拉克酒时，记得有天晚上我祈求真主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然而我是否真的愿意摆脱这份爱情，摆脱对芙颂的迷恋，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后我也没能完全搞清楚。

临走前我听到的任何一句好听的话，芙颂或是她的家人说我的几个甜美、乐观的单词，即便是含糊的，也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在瞬间让我感到，我将能够重新赢得芙颂，我所有的造访没有白费，于是，我能够不太费劲地起身离开他们家。

坐在餐桌上时，在最出人意料的一个时刻芙颂对我说的一句美言，比如她说的“你去理发了，头发剪得好短，但挺好”（1977年5月16日），或是她带着怜爱对她母亲说的关于我的一句话“他就像小男孩一样喜欢吃肉丸，是吧？”（1980年2月17日），抑或是一年后下雪的一天晚上，我刚进门她就说“凯末尔，因为等你，我们还没有上餐桌，我们说但愿今晚他会来”，她的这些话会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无论那天晚上我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悲观情绪去的，也不管看电视时我感到了哪种不祥的预感，只要时间一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门边，拿下挂在衣架上的大衣，毫不拖延地走出房门。先穿大衣，随后对他们说“告辞，我走了！”，这会让出门变得很轻松。如果我早离开了他们家，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在切廷开的车里，我会感觉自己很好，我会去考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去想芙颂。

经过所有这些嘈杂混乱后的一两天，我再次去他们家时，一看见芙颂，我立刻明白了吸引我去那里的两样东西。

1.如果我远离芙颂，世界，就会像一个没有头绪的谜团让我感到不安。一看见芙颂，我感觉谜团，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变得有条不紊，我会想起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美好的地方，我会因此感到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