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胆小鬼（第2/7页）

如果是将胃溃疡和心脏病搞错了，那么，病变的脏器根本不同，治疗的药物和方案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个很严重的事件。然而，把胃溃疡误诊为胃炎，治疗的药物是同一系列的，不是不起治疗作用，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少对没准确诊断出的病症来说，不会有重大影响。不，反而一时会有很好的效果。

就是将胃溃疡误诊为胃癌，也不算太糟糕，既没有生命危险，也会慢慢发现潜在的病灶。

这类误诊应属专门性误诊。当时的医生做专门的、特殊的检查，如果将检得的数据进一步综合分析和细致考虑，也许就能鉴别出来！这与一般人所想象的误诊，意义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对于误诊，外行人会捕风捉影、不明就里地予以判断，内行人则进行专门的、精准的微小范围之内的判断。

日本人感到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这类人很有权威性。如果这类人向公众直率地道歉，说自己弄错了，大家立马就会高兴，会拍手喝彩：那个人真正直，很了不起！

像前面提到的教授所作的坦白，应该限定在医学界内部刊行。这让新闻界刺探到了，报纸杂志纷纷转载，那误诊的意义就被曲解了。我认为对此应该好好说明。

否则，正直的外行们相信报刊传言，人云亦云，不仅心情不舒畅，甚至会说：“你看到教授所言了吗？多可怕！”最终引起整个社会对医生的不信任。

现实状况下，确有一部分医生的医术不让人信服，所以，怀疑和不盲从医生的治疗，也有一定必要，而多余的怀疑又是不科学的。

大学的老师多是完全不谙世事的人，所以比较容易冲动地如实坦白，且会为自己的行为而窃喜。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麻烦。我们这些平庸的医生可承受不了。

中途脱离了主题，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但还是要谈发生在本人自己身上的误诊之事。

当然，我既非大学教授，也非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无论怎样坦白，报社和其他组织都不会跑来找我论短长。

也可能会被人微微地嘲笑：“怪不得，看样子，那家伙能干出这事来！”

如果不把这些过往做一下交代，我每年正月里读贺年卡时，就无法静下心来。

我这么做，中津川三郎先生也许会发脾气：“别写这些事儿嘛！你那样不就把我的胆怯暴露给大家了嘛。”

可是，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正月里才会觉得舒心和愉快，何况这是我一生当中没有暴露给任何人的、最无辜的、也是唯一一次并非完全归属于犯罪的误诊……

二

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去了中津川三郎所工作过的单位——北海道夕张市鹿岛的M煤矿。

据说，那座煤矿当年出产高热量的工业用煤，是一座特别兴旺的大型煤矿。

从地图上看，这座煤矿离札幌九十公里左右，距离不是很远。乘汽车去，先经过两车道的平坦公路到夕张，再经过弯弯曲曲的峡谷中坑坑洼洼的道路，然后沿着河边向上爬行煤矿独有的路况极差的道路，才能够到达。

若乘火车去，列车班次也不好，需在岩见泽、清水寺这两个地方换乘，而且时间衔接得不好，即使乘最方便的列车去，六点从札幌出发，十一点才到M煤矿。那是个交通不便利的地方。

那时，我已从札幌的医科大学毕业，临床实习也已结束，我进外科医务室第一年，按部队的级别称呼，是相当于二等兵的医生。

我所在的医务室不知什么原因与M煤矿签订过增援合同，经常派遣医务室成员去这个离着不远却感觉很远的偏僻的煤矿医院。

当然，一般不会派医术高明的医生去这种不便利的地方，而是安排那种当上了医生却还没能领到正式工资的、所谓的没有工资的年轻医生去。

然而，煤矿是个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地方,又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也不能派遣那种动辄自己处理不了伤情、或随便向大学附属医院求助、或将病人转往附近医院的那种年轻且无能的医生。

因此，派出医师的选拔标准是“年轻并能做普通手术的人”。

我认为年轻的医生们不太喜欢被派到那里去，主要因为交通非常不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煤矿的生活太单调，容易使人厌倦。再加上不能跟人学习，医术不能长进。只能做自己会做的事，从而感到心有不甘。

至于刚进医务室不足一年的我，还没担任过亲自给患者做手术的所谓主刀者，是不会被派到只有外科医生独立工作的、那种很复杂的地方去的，不存在我想去不想去的问题。

可是，派出医师的原则和我对自己的预测一并被推翻了。

当时，外科有个很大的学会，一般在四月初召开年会。那一年，恰巧我们的教授被指定在年会上做主题报告，探讨该学会的中心课题。前几个月，大家都忙着帮教授准备报告，日常业务又忙，从团队负责人到“二等兵”都在忙，每晚都熬到十点、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