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6/11页）

库尔涅的朋友们在侦查中已表演过这种沉默的雄辩术。

侦查员问一个被捕的证人巴罗内，他是否知道库尔涅是谁杀死的，或者他怀疑是谁？巴罗内答道，任何威胁，任何刑罚都不能迫使他说出杀死库尔涅的人，尽管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得戴上铁链在密不通风的牢房里待十年，我也不说。”

律师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您的权利，不过您的话说明您知道罪犯是谁。”

他们认为靠这一切便能骗过……骗过谁？骗过坎贝尔勋爵。我希望补充一下他的肖像，以便说明这种企图异常荒谬。坎贝尔勋爵老了，他是在法官的位置上头发变白、皮肤变皱的，哪怕念最可怕的证词，他那带一点苏格兰口音的声调也很平静，哪怕最复杂的案情，他也可以分析得有条不紊，现在巴黎几个夸夸其谈的俱乐部成员却想欺骗他……坎贝尔勋爵从来不会提高嗓音，从来不生气，也从来不笑，在最可笑或最激动的时刻也只是擤一下鼻子……坎贝尔勋爵生着爱唠叨的老太婆的脸，可是你仔细一瞧，就会清楚地看到某种变形现象，那种使小红帽姑娘19大吃一惊的变化：原来这根本不是老奶奶，只是一只戴着假发、穿着女人的睡衣和镶皮边披风的狼。

然而勋爵大人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们。

关于破布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帕迪冈也作了说明，于是巴罗内的辩护人开始向证人提问。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老流亡者，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朋友。他先是有些不大愿意似的拿起《圣经》，然后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是无可奈何的；宣誓后，他伸直了脖子。

“您认识库尔涅很久了吗？”一个辩护人问。

“公民们，”流亡者用法语答道，“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抱定宗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由和平等的神圣事业……”他这么往下讲。

但辩护律师制止了他，对翻译说道：“看来证人没有理解问题，请您用法语译给他听。”

接着是另一个证人。五六个法国人，有的胡子长得可以浸到酒杯里，有的秃顶，有的头发又浓又密，式样有些像尼古拉，还留着长长的唇髭，也有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围着红领巾，他们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同一类话：“库尔涅这个人优点超过品德，而品德可以与优点匹敌，他是流亡者中的佼佼者，他这一派的荣誉，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可以安慰他的朋友们的也只是巴罗内和其他同志依然健在。”

“您认识巴泰勒米吗？”

“认识，他是法国的流亡者……我们见过面，但对他一无所知。”说到这里，证人便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咂咂嘴巴。

“某某证人……”辩护律师又说。

“好啦，”坎贝尔老奶奶操起温和同情的声调开口了，“不必再麻烦他们了，这么多人为死者库尔涅和被告巴罗内作证，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我们没有说死者和被告是坏人，因而必须郑重其事地证明他们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再说，库尔涅死了，我们完全不必过问他的一切，我们要审理的只是他被杀这件事，唯有与这罪行有关的一切对我们才是重要的。关于被告，我们同样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先生，我们也不需要了解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从我来说，我对巴罗内先生的品行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老奶奶，你为什么要生这么一对狡猾而含笑的眼睛呢？”

“这是因为我的官职使我不能用嘴巴嘲笑你们，因此只得用眼睛嘲笑。”

理所当然，这以后，那些头发朝下梳的，头发朝上梳的，穿军装的，围七色彩虹颈巾的证人，统统给打发走了，不必再听取他们的证词。

这样一来，案件的审理就加快了。

一个辩护士向陪审员们提出，被告都是外国人，全不理解英国的法律，因此有权得到一切宽容，然后又道：“陪审员先生们，请各位想想，巴罗内先生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以致对‘您可知道是谁杀死了库尔涅？’这问题，回答说，哪怕把他锁上铁链，在牢房里关上十年，他也不愿讲出这人的姓名。各位看到，巴罗内先生对英国还抱着某种中世纪的观念，他可能认为，他的沉默会使他因而被锁上铁链，在监狱里蹲上十年。我希望，”他忍不住笑了笑，又道，“这件导致巴罗内先生失去几个月自由的不幸事件，可以使他相信，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的监狱已有所改进，不致比其他某些国家差。我们要向被告们证明，我们的法庭也是公正的，符合人道的。”等等。

陪审员一半是外国人，他们认为被告“有罪”。

这时，坎贝尔转向被告，提醒他们，英国的法律是严厉的，还提醒他们，外国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国土，便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因此在法律面前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接着他谈到了风土人情的不同，最后说道，按照法律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作出严厉的惩罚，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判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