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3/11页）

我已经说过，他认识维利希。维利希是心地纯洁、非常善良的普鲁士炮兵军官，他转向革命，成了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16领导起义时期，他率领炮兵部队为人民战斗，当一切都给打败之后，他流亡到了英国。到达伦敦时他身无分文，试图教授数学和德语，但运气不佳。于是他丢下教科书，忘记了从前的军衔，英勇地当了工人。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办了个制刷子的工场，但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维利希没有丧失在德国再度举行起义和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然而希望并未实现，他只得带着条顿共和国的理想去了纽约，在那儿的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务。

维利希明白，跟库尔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愿担任中间人进行调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维利希，把事情交给了他。维利希去找库尔涅，他那坚定沉着的声调对“第一剑客”发生了作用，库尔涅说明了书信问题。维利希又问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员生活的？”库尔涅答道：“我只是在重复我听到的话，对此我表示遗憾。”

“这完全够了，”维利希说，“那么请您把您讲的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好吧。”库尔涅说，拿起了笔。

“那么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这家伙认错了。”另一个流亡者插嘴道，这人是在谈话快结束时才进屋的。

“怎么是认错？您认为这是认错吗？”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听信了谣言，对此表示遗憾的意思。”维利希说。

“不，”库尔涅说，放下了笔，“这我办不到。”

“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不，不，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这么做。请转告巴泰勒米：‘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这么说。’”

“好极了！”另一个流亡者喊道。

“亲爱的先生，您得为未来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维利希对他说，走出了屋子。

这是在傍晚；他在见到巴泰勒米以前先来找我。他忧心忡忡，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说道：“现在决斗不可避免了！这太不幸了，那个流亡者突然闯了进来。”

我想：“现在已无法挽回，理性在疯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况法国人的血一旦燃烧，加上各派力量和各个合唱队之间的仇恨，灾祸便再也无法避免！……”

过了一天，我早上走过蓓尔美尔街，看到维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儿，我喊住了他。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转身向我走来。

“怎么样？”

“当场打死了。”

“谁？”

“库尔涅。我现在去找路易·勃朗，请教他该怎么办？”

“巴泰勒米在哪儿？”

“他和他的一个决斗助手，还有库尔涅的两个决斗助手，都关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助手没有被捕。根据英国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处绞刑。”

维利希坐上公共马车走了。我独自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

过了两小时，维利希来了。当然，路易·勃朗对这件事采取了积极关心的态度，想先找几个著名的律师商量一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不让法院的侦查员知道，谁是开枪的，谁是证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双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决斗案件中，英国法庭不会使用警察的狡诈手段。

必须把这一点通知库尔涅的朋友们，但维利希的熟人中谁也不愿去找他们，也不愿去找赖德律-洛兰，因此维利希要我找一下马志尼。

我去时发现他正在大发脾气。

“您大概是为这件谋杀案来的吧？”他说。

我看了看他，故意停了一会儿才说：

“为巴泰勒米的案件。”

“您认识他，袒护他，这一切都很好，尽管我不明白……但是库尔涅，不幸的库尔涅，他也有朋友和同志……”

“这些人大概不会说他是暴徒，尽管他参加过二十来次决斗，因为打死的不是他。”

“现在不是谈这点的时候。”

“我是在回答您的话。”

“怎么，现在是要从绞刑架上搭救他吗？”

“像巴泰勒米那样在6月的街垒上战斗过的人如果被绞死了，我想，谁也不应该感到特别高兴。何况问题不在于他一个人，还涉及库尔涅的两个助手呢。”

“他不会被绞死的。”

“这很难说。”一个年轻的英国激进主义者插嘴道，他显得漠不关心，头发的式样有些像耶稣；他一直没有开口，对马志尼的话只是用头，用雪茄的烟，用难以捉摸的复合元音表示赞同，这种复合元音把五六个元音压缩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混合音。

“您好像对此毫不介意似的？”

“我们爱好并尊重法律。”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说，但尽量使自己保持温和的口气，“各国的人大多尊重英国，但并不爱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