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6/24页）

“果真是向我们求助吗？”

“对，不是向我们本人，便是向我们圈子里的人，这都一样。你不妨再想一想，他们还能向什么人争取援助？”

“你打算管哪一个部呢？”

“别开玩笑。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利用时机，又不能使人重视我们的价值。你总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现在时势不同了，当权一天比写一本书更重要。”

萨佐诺夫对我的不切实际，未免觉得可怜，但终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么怀疑，相信他入阁办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的人们。1848年末，两三个德国流亡者经常参加萨佐诺夫在家中举办的不大的晚会。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泽37手下当过参谋长。一天半夜两点钟，天下着倾盆大雨，这位军官还冒雨来找我，他想起从布朗什街到拉丁区实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运。

“您为什么在这种天气还非得跑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不可？”

“当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来，萨佐诺夫先生便会生气，可我觉得，我们必须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加上他在他这一派中占据的地位，俄国一旦爆发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第二天我对萨佐诺夫说道：“萨佐诺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有个人相信你将来能当部长呢，这个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时间过去了，俄国没有发生革命，也没人派使者来找我们。骇人听闻的六月事件也过去了；萨佐诺夫在着手写一篇“社论”——不是为报纸写的，是为时代写的。他写了很久，大声朗读一些片断，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致完成。他觉得他必须“向俄国阐明最近的这次革命”。他开头这么说：“不要期待我给你们描绘事实，别人在这方面会比我做得更好。我要向你们讲的是引起这次革命的思想和观念。”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够劲，每逢提起笔来，他总想讲些不同寻常的惊人之论——恰达耶夫的《书简》始终在他头脑里回旋。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间流传，但是没使任何人留下丝毫印象。

1848年夏季，萨佐诺夫组织了一个国际俱乐部。他把自己的塔迪夫们、德国人和斯拉夫救世主义者，都拉进了这个组织。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焕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然后对着五六个人为国际俱乐部致了开幕词，其中一个便是我，但我只是作为来宾参加的；讲台上还有几个人，那是它的干事会。萨佐诺夫之后，一个蓬头散发、好像还没睡醒的人朗诵了一篇献给俱乐部的诗，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萨佐诺夫皱起了眉头，但制止诗人已为时太晚。

沃尔采尔，萨佐诺夫，戈雷斯基，德尔·巴尔佐，列奥纳德38和你们所有的人……

塔迪夫·德·梅洛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没有发现人们的笑声。

第二天或第三天，萨佐诺夫给我送来了一千份成立俱乐部的宗旨，这件事从此再没有下文。后来我听说，一位全人类的代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西班牙发言，把执行权说成绞刑架39，还以为这是法文的人）在英国犯了伪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点真的上了绞刑架。

部长没有当成，俱乐部又不了了之以后，萨佐诺夫便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这虽然不算体面，但实际得多。当以密茨凯维奇为首的《民族论坛》创办时，萨佐诺夫在编辑部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写了两三篇很好的文章……然后沉默了；没到《论坛》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经跟所有的人吵过架。他对一切都不满意，认为不够，觉得自己在那里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从来不肯善始善终做完一件工作，总是半途而废。

1849年，我向蒲鲁东建议，把《人民之声报》的国际版交给萨佐诺夫。他懂得四种语言和欧洲各国的文学、政治和历史，加上他对各派力量的广泛了解，他可以把报纸的这一版办得十分出色，让法国人耳目一新。蒲鲁东并不过问国外新闻的内部事务，它由我负责，但我在日内瓦，对它无能为力。过了一个月，萨佐诺夫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霍耶茨基，与报纸断绝了关系。他写信到日内瓦对我说：“我深深敬重蒲鲁东，但他和我这样两个人无法在一家报社内共事。”

过了一年，萨佐诺夫参加了复刊的《改革报》，那时它已由马志尼派接办。编辑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负责。这里也容不得两个伟大人物共事。萨佐诺夫干了三个来月便脱离了《改革报》。他与蒲鲁东幸好是客客气气分手的，与拉梅内却争得面红耳赤。萨佐诺夫责备老头子小气，舍不得在编辑部花钱。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时期作为教权派报人的习惯，只得诉诸西欧人士采用的最后论据，对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会不会是俄国政府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