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

一 1848年

1846年底纳塔利娅写信给奥加辽夫道：“了解得这么多，却没有力量处理，没有勇气对苦的和甜的一视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无策，这多么可怜！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过，但还是不能为自己赢得欢乐，也不能听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对待它，但内心的反应却郁郁不乐，折磨着我。向我伸出手来吧，与我一起说，你也对什么都不满意，许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后教我怎么过得高兴，过得愉快，怎么领略生活的乐趣——我具备欢乐的一切条件，只要我能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这几行和我已附在别处的当时日记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执1的影响下写的。

阴暗的一面重又抬头了——格拉诺夫斯基一家的离开使纳塔利娅害怕，她觉得整个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奥加辽夫还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子2，纳塔利娅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般爱她，她却比别人更疏远我们。挣脱这种处境当时成了纳塔利娅梦寐以求的希望。

我们离开了俄国。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后来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国，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历史事件战胜了个人的考虑。这样我们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举起镰刀割断了我们第二次萌发的希望……“2月24日过了还不满三个月，堆砌街垒时穿的鞋还没有破，可是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已在要求屈服了。”4这一天没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发出的闷雷，预示着可怕的风暴即将随之到来。这一天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资产者的灵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双方那疯狂的流血的愿望——工人方面那日积月累的憎恨，资产者方面那野蛮残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两个营垒不可能和平共处，站在一起，它们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在家庭、街道、工场和市场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挤。可怕的血腥战斗已迫在眉睫，它不会是什么吉兆。但是除了幸灾乐祸的保守派，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对我这种忧心忡忡的悲观论调，只是一笑置之。他们可以拿起枪，在街垒上战死，却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大多不愿理解事实，只想战胜敌人，认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我离大家越来越远。空虚威胁着我，正在这时，战斗的鼓声突然敲响了——一天清早，嘈杂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汇合，宣告了一场灾难的开始。

六月这几天和那以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它们在我的生活中画下了一条界线。我这里重复一下我在一个月后写的几段话：

“妇女可以用哭泣减轻心头的痛苦，我们却不能哭。我要用写作代替眼泪——不是为了描写和说明流血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了我要谈谈它们，我要讲话，让我的眼泪、思想和愤怒倾吐在纸上。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什么收集材料，什么评论！——耳边还在响着枪弹声，骑兵飞驰的马蹄声，炮车轮子滚过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声；头脑中还不时闪过一个个零星的印象：伤员在担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从手上淌下；马车上堆满尸体，俘虏给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广场上架起了大炮，从圣丹尼门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到处是兵营，黑夜中传来阴森的喊声：‘哨兵，多留点神！……’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头脑在膨胀，血在沸腾。

“抄起双手坐在屋里，不能出门，只听得你的身边，周围，近处，远处，都在打枪，开炮，呐喊，擂鼓，只知道你的身边就在流血，厮打，刺杀，人们就在附近死去——这已经可以使一个人憋死、发疯了。我没有死，但我变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像大病了一场，刚才痊愈。

“然而这些日子却是庄严地开始的。23日四点钟，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纳河向市政厅走去，店铺都关上了大门，一队队国民自卫军凶神恶煞似的正在奔向各处，天空布满了乌云，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纳夫桥上，一道强烈的电光从云层中闪出，雷声接连不断，在这一切中又传来了圣许尔比斯教堂钟楼迂缓而匀称的警钟声，这是受骗的无产阶级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们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大教堂和岸边的一切建筑，被刚从乌云中射出的几道阳光照得异常明亮；鼓声从四面八方发出，炮队从卡卢塞尔广场奔赴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