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5/24页）

这一切对于今天访问巴黎的人说来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应忘记，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从巴黎成为一种汇集了全世界精华的城市之后，它主要不再是法国的城市了。从前它包含着整个法国，“除了法国它便什么也没有”；现在这里不仅有整个欧洲，还有两个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却不多了。它已湮没在“世界大饭店”的称号中，成了东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热情的喜爱和强烈的憎恨，无边的尊敬和无穷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国人对新巴黎的态度改变了。驻扎在革命广场军营中的各国军队知道，它们占领的是别国的城市。30现在，各国的旅游者却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们买下了它，在这儿寻欢作乐，他们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们，古代的巴比伦在这儿复活了；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轮美奂。

在1847年我还能见到从前的巴黎，然而已经是脉搏加快了的巴黎，贝朗瑞的诗歌成了强弩之末，合唱词“改革万岁！”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共和万岁”31那时俄国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幸运心情，感谢上苍（当然也得感谢按时收到的地租）他们能住在这儿，游览罗亚尔宫，上法国喜剧院。他们公开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门的男女名流——名的医师和舞蹈明星，牙科医生德西拉博和疯子“妈爸”，以及一切文学骗子和政治魔术家。

我憎恨一切不问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风，它在俄国人中十分流行。我发现，这与从前军官和地主横行霸道的行径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穿上了瓦西里岛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则行事而已。但不应忘记，在西欧的权威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也来自同样的军营、衙门和仆役房，只是它们是面向老爷、长官和上司的。由于我们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勋章和官衔，没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们需要精神的“官级表”33，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同胞中的那些优等国民在向什么人顶礼膜拜呀？向维尔德34和卢格这类黑格尔派中最无能的庸人顶礼膜拜。对德国人尚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在法国人面前，在一些真正优秀的人物面前会怎样了，例如，在皮埃尔·勒鲁面前，或者在乔治·桑本人面前……

我很后悔，起先我也卷进了这中间，认为在咖啡馆里跟《十年》35的历史学家谈几句话，或者在巴枯宁家跟蒲鲁东讲几句话，便提高了身价，获得了一种级别。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达巴黎后过了三个月，我便开始猛烈攻击这种尊卑观念，而关于别林斯基的争论正发生在我的否定达到最高峰时。巴枯宁一向心地宽厚，一半赞同我的话，不免哈哈大笑，但萨佐诺夫却大为生气，认为我对实际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这一点。

二月革命在他看来是全面的胜利，他所认识的一些报馆文人担任了政府要职，王位摇摇欲坠，得靠诗人和医生支持了。德国王公们向昨天受到他们迫害的新闻记者和教授请求指教和帮助。自由主义者教导他们怎样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头上，免得给起义的狂风吹走。萨佐诺夫接连不断写信到罗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发现萨佐诺夫心事重重。巴枯宁不在，他已去发动西欧的斯拉夫人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萨佐诺夫一见面便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俄国政府已走投无路。”

“何以见得，难道在彼得保罗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国了吗？”

“让我们统一一下认识，我并不认为，我们明天便会出现2月24日。但是舆论，但是自由思潮的风起云涌，四分五裂的奥地利，普鲁士的准备制订宪法，迫使冬宫周围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颁布一部宪法，一部类似大宪章的东西，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这样，”他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又道，“那就必须成立一个开明的、有文化的、能够用现代语言讲话的内阁。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没有。”

“傻瓜！他们到哪儿去找学识渊博的内阁官员呢？”

“只要肯找，还怕找不到吗？但我觉得，他们还不想找。”

“怀疑主义现在不合适了，历史即将作出决定，一切非常快。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们了。”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是讲笑话不是。他的表情是认真的，脸色有些发红，显得十分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