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2/10页）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听俄国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对普希金以后的文学运动知道得很少，还停留在他离开俄国的时期10。尽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他又是这种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然而他仍对俄国怀有一定的敌意。不过在经历了沙皇和沙皇的总督们的一切暴行之后，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们所谈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统治飞扬跋扈的时期。
第一件使我惊异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兰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见了修道院长那么低声下气，诚惶诚恐，有的还吻他的肩膀。也许他对这种顶礼膜拜的方式已习以为常，因此显得满不在乎。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认，看到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对自己的爱，这是每个把全部身心献给自己的信念，并以这种信念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现叫我无法接受：它们破坏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则；何况在这方面，与那些大主教、部长大臣、将军长官们相比，我们还望尘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诉我，晚宴时他要提议为“纪念1848年2月24日”干杯，然后由密茨凯维奇发表演说，阐明未来的报纸的观点和精神；他希望我作为俄国人，向密茨凯维奇致答词。我不习惯公开演讲，何况毫无准备，因此谢绝了他的建议，但答应“为密茨凯维奇”祝酒，并向他讲几句话，正如在1843年为格拉诺夫斯基举行的庆贺宴会上11，我第一次为这位波兰诗人干杯一样。当时，霍米亚科夫举起酒杯说道：“为伟大的没能出席的斯拉夫诗人干杯！”尽管没提名字（因为不敢讲），大家还是立即起立，举起酒杯，默默地为放逐者的健康喝干了酒。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这么安排了我们的“即兴表演”，我们便入席了。晚宴快结束时，霍耶茨基提议干杯，密茨凯维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演说是经过斟酌的，显得娓娓动听，十分巧妙，那就是说巴尔贝斯12和路易-拿破仑同样可以为它真诚地鼓掌；这使我厌恶。随着他逐步阐明他的想法，我开始感到心情沉重；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字，一个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无疑问了；它不久果然出现了！
密茨凯维奇的演说归结为这些话：民主力量现在已形成新的公开的阵营，这个阵营以法国为首，它重又举起鹰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执政者惊恐失色的旗子，带领一切被压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领导它们的仍是那个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个成员，仿佛上天的意愿就是要这个皇朝把革命带上权威和胜利的康庄大道。14
他讲完后，除了他的两三个追随者鼓掌欢迎外，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密茨凯维奇犯了一个错误，想尽快消除演说的影响，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声说道：
“您来发言好吗？”
“在这演说之后，我什么也不想讲了。”
“随便讲几句都可以。”
“不论怎样也不讲。”
沉默继续着，有的人垂下视线看菜盘，有的人注视着酒杯，还有的在与旁边的人小声交谈。密茨凯维奇的脸色变了，他想再讲几句，但一声响亮的“让我谈谈”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大家回头看那个起立的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来岁，满头白发，外表正直端庄，朝气蓬勃；他用哆嗦的手举起了酒杯，那对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动的脸色，都流露出愤怒和不满。这是拉蒙·德·拉·萨格拉15。
“我要为2月24日干杯，”他说，“我赞成主人的提议。是的，为了2月24日，我们要打倒一切专制制度，不论它采取什么名称，是君主制，还是帝国制，是波旁王朝，还是拿破仑皇朝。我不能同意我们的朋友密茨凯维奇的观点，也许作为诗人，他有理由这么看，但我不能让他的话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行无阻，不提出我的抗议……”他就这么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热情，以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全部权利，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讲完后，二十多只手，包括我的，都举起酒杯伸向了他，要与他碰杯。
密茨凯维奇想挽回这局面，讲了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收到什么效果。德·拉·萨格拉毫不让步。大家纷纷离开餐桌，密茨凯维奇也走了。
对一份新的报纸说来，没有比这更坏的预兆了，它勉强维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无人注意。编辑部人心不齐；密茨凯维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仑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编委会的压力下，许多人一个月后便退出了编辑部；我没有给它送去过一个字。拿破仑的警察要是聪明一些， 《民族论坛》就不致为了6月13日的几行字被查封16。密茨凯维奇的名字，对拿破仑的崇拜，神秘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图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领下靠枪杆子实现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这家报纸成为总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清白的事业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