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6/20页）

斯拉夫派说：“出路在我们这儿，出路在于抛弃彼得时期，回到被外国文化和外国政府所隔绝的人民中去，恢复古风旧习！”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远不需要旧的衣衫。一切复古，一切复辟，始终只是假面具。我们已见到两次：法国正统派未能复活路易十四的时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复到热月八日以前82。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斧头也砍不掉的。

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

在整个俄国，除了斯拉夫派，谁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正如恰达耶夫讲笑话时说的，康·阿克萨科夫穿着民族服装在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

他们对回到民间去的理解也极肤浅，与西方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接受人民的偏见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动。由此就产生了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在朴素的信仰中，这些仪式是动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图，它们就成了对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间去之所以不切实际，最好的证明即在于他们丝毫没有激起人民对此的同情。无论拜占庭教会，还是多棱宫84，都不能对斯拉夫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回到农村和劳力组合，回到村社大会和哥萨克自由体，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这一切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停滞不动，变成凝固的亚细亚社会，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清除一切杂质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们上面的浮肉——当然，我们的使命便在这里。但是不应该产生误解，这一切已大大超出国家的范围；莫斯科时期正如彼得堡时期一样，对此极少帮助，它也决不比后者优越。彼得只是把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85改铸成大炮，把它从钟楼上取下的还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86；彼得的户口调查87只是巩固了农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诺夫88开始实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没有民选税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体罚也渊源久远，早在用树条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俄国有过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是被各种事件掩盖了，最后到了彼得时期才被切断。其实这种发展道路俄国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那现在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那开始在思想和预感中闪现的东西，那未被意识到的存在于农舍和田野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才在历史的园地上萌芽，而这片园地是经过了二十代人的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灌溉的。

这是我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它们不是回忆，不是写在编年史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们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艰苦历史过程中保全下来的，并在政府的压力下幸免于难，然而没有得到发展。我甚至怀疑，没有经过彼得时期，没有获得欧洲文化的养料，它们是否具备发展的内在力量。

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依靠本身是不够的。印度自古以来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与我们的村社极为相似。然而它并未使印度获得远大的发展。

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劳动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会和以若干村庄联合构成的自治性行政单位——这一切都是基石，我们未来自由村社的大厦就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上。但基石毕竟只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命运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结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体中，便是成为共产主义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圣灵一样，不能找到一个血肉之躯。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们的“女性气质”，缺乏首创精神，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们首先成为需要依赖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他们不能完全独立。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会这么深刻而完整地吸收过来，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变，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斯拉夫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