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3/10页）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