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3/9页）

我们到了莫斯科。宴会接连不断……一天我深夜回家，不得不穿过后面一些屋子。卡捷琳娜给我开门。显然她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苏醒，肩上披一条大围巾，粗粗的辫子没有扎紧，随时可能像浊浪似的掉下……这时天已黎明，她瞟了我一眼，笑笑说：

“您多迟啊。”

我望着她，陶醉于她的美貌之中，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了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

“您做什么啊？”她嗫嚅着，激动地瞅一下我的眼睛，扭转了头，仿佛为了让我不致面对见证人……我的手触到了睡得热烘烘的肉体……当一个人忘记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时刻，我爱这个女人；这狂欢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不道德因素……使谁受了委屈，受了侮辱……使谁呢？使我在世上最亲密、最宝贵的那个人。我的迷恋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欲念，它不足以左右我——它没有根基（双方都如此，她甚至不一定真的钟情），一切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丝微笑，一点狂热的回忆，也许还有两三次的脸红……但事实不然，介入了其他因素；我的轻率种下了恶果……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我觉得，纳塔利娅似乎已有所风闻，产生了怀疑，我决定向她供认一切。这样的忏悔是困难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净化和赎罪，为了重建纯洁坦率的关系，我必须打破沉默，不让它造成危害和威胁。我认为，真诚本身可以减轻打击，谁知它引起的却是强烈而深刻的震动；她非常悲痛，似乎我已经堕落，并将把她也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不考虑后果，不在行动之前悬崖勒马，却要到事后才想起，它在一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人身上，必然引起的反应？一个妇女，哪怕受过最完备的教育，早已摆脱基督教的羁绊的，对于失节仍抱着不作任何区分，不接受任何辩解的禁欲主义观点，这我难道不知道吗？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10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