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八章（第2/9页）

而失去勇气——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不如没有出生更好。5

以后还写道：

“……我的双肩已将压断，但仍支持着！”

“……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全部恐怖，全部悲剧方面，未来的人们能否理解，能否正确评价呢？然而我们的痛苦，正是他们的幸福所赖以生长的胚胎。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让他们站在我们长眠的墓前，洒下几滴怀念的泪水吧：他们的眼泪，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再也无法长时间忍受我的处境了，我会窒息死的——不论怎样，我必须挣扎出去。我写信给杜贝尔特，要求他设法让我获准移居莫斯科。信写好后，我病了，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大概正是妓女初次出卖灵魂时体验到的心情……”

然而我这种苦恼，这种不可克制的焦躁的呼声，这种对自由活动的渴望，这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纳塔利娅却作了不同的理解。

我常常发现她坐在萨沙的小床旁边，眼睛哭得肿肿的；她竭力使我相信，这一切只是由于她心情不好，不值得注意，也不值得多问……我相信了她。

一天晚上我回家较迟，她已经睡了。我走回卧室。我的情绪很坏：刚才菲6邀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怀疑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与警察有联系。这类事使我痛心，主要还不是由于可能发生危险，而是由于精神上感到的厌恶。

我默不作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量听到的消息，突然发觉仿佛纳塔利娅在啼泣；我拿起她的手帕，它已给眼泪浸得湿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我问，有些害怕和震动。

她握住我的手，呜呜咽咽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实说吧；也许这是虚荣感，是利己心，是精神失常，但我感到，看到，我不能使你快乐；你心里烦闷，这我能理解，我不怪你，但我难受，痛苦，我只得哭泣。我知道，你爱我，也同情我，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忧郁来自哪里，这空虚感来自哪里，你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太贫乏——那么说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像一个人突然在半夜给人叫醒，在他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就把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惊骇，发抖，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心安理得，坚信我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完满无缺，因此从不谈论到它，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安详的感觉，无限的信任，排除了一切疑虑，甚至内心的犹豫，这已构成我私生活中幸福的基本源泉。宁静，安谧，生活的美好方面，这一切仍如1838年5月9日7我们在墓园相会以前一样，仍如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初期一样，这完全在于她，在于她，在于她！

我那深刻的忧虑，我的惊诧，起先驱散了这些乌云，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它们重又出现了。我劝解她，安慰她，她自己也为这些阴暗的幻觉感到可笑，于是阳光重又射进了我们中间。但只要我稍一疏忽，它们便乘机抬头，无缘无故地来到我们中间，以致它们每次到来时，我早已在担心它们的重复出现了。

1842年7月我们迁回莫斯科时，我的心情便是这样。

莫斯科的生活起先过于散漫，不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也不可能使人安心。这时我非但没有帮助她，相反，还使她的痛苦的思想8有增无减，日益深入……

我们离开流放地诺夫哥罗德，迁回莫斯科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9

从前有一天早上，我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见一个使女在打扫屋子，她是新来的，即参政官去世后留给我父亲的，我与她可说素不相识。我坐到椅上，拿起一本书，耳边似乎听见这姑娘在抽泣。我抬头一看，她真的在哭；忽然她在惊悸不安中走到我面前，双膝跪下。

“你怎么啦，怎么啦，有话快讲！”我对她说，既诧异又不好意思。

“带我走吧……我一定忠心耿耿侍候您，您需要使女，带我走吧。我留在这儿一定会羞死的……”她呜呜咽咽，像个孩子。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可怜的姑娘带着恳求的目光站在我面前，脸孔因哭泣和羞涩而发红，流露出恐怖和期待的神色，这是妇女在怀孕之后常有的表情。

我笑了笑，嘱咐她去打点行装。我知道，我带走谁，我的父亲是全不介意的。

她在我们身边过了一年。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最后阶段心情很不平静，我对流放深恶痛绝，每天愤愤不平地等待着回莫斯科的许可。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们欲罢不能。这种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