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一章（第5/8页）

“彼得，彼得！”她朝着前室大喊。秋法耶夫慌了，怕她声张，气得哼哼哧哧的，狼狈不堪地跑回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P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维特贝格和我。维特贝格马上明白，老色鬼虽已自讨没趣逃之夭夭，但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秋法耶夫的性子我们全都知道。维特贝格决心冒一切风险搭救她。

迫害很快开始了。为孩子申请补助的呈文遭到拒绝是必然的；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把彼得罗夫斯基关进疯人院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维特贝格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困难，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建议等他的妻子到了维亚特卡，过一两天就让P搬到他家居住。P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5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住在同一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与维特贝格同桌吃饭。就这样，我们住到了一个屋顶下，可这正是在应该远隔重洋的时候。

在这么接近的生活中，她明白，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她偏偏遇到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她应该得到幸福，也可以得到幸福，凄惨的经历过去之后，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对于她是可能的！不幸的、可怜的P！爱情的云朵不可抗拒地奔向了我，它来得这么炽烈，这么迷人，这么可爱，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的过错吗？

……我彷徨无主，预感到了不幸，埋怨自己，在惊慌不安中打发日子；我又开始喝酒，想从中排遣愁绪，寻求解脱，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我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在这种无所适从的情绪中，“孤儿”的亲切形象愈来愈明朗地升起了。我对P的爱只是一阵冲动，它让我看清了我真正的内心，揭开了它的秘密。

堂妹不在我身边，她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然而联系着我与她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加以追究。我对它已经习惯，没有留意它已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的信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我不仅对P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使我犯了新的罪——撒谎。我觉得我堕落了，不配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然而爱情还是在增长。

堂妹的名字开始给我带来苦恼，现在友谊已不能令我满足，这种平稳的感情显得太冷静了。她信上的每一行都流露了她的爱，但对于我这已经太少，我需要的不仅是爱，而且是明确的表白，我这么写道：“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否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友谊？是否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仅仅是友谊？我不相信。”

“你似乎在为什么事烦恼，”她回答道，“我知道，你比我更为你的信担忧。放心吧，我的朋友，它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你的爱已经不可能增加一分，也不可能减少一分了。”

但是话终于说出口了；她写道：“雾消失了，天空又晴朗和明亮了。”

她兴奋而无所顾虑地忠于她所说的感情，她的信成了一首少年的爱情之歌，孩提的喁喁低语已上升为强有力的抒情诗。

她写道：“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只是出神地抽雪茄，目光注视着不确定的远方，对进屋的人的问候也没回答。你的思想在哪里呢？你的目光要奔向哪里呢？你不必回答——让它们飞向我这儿吧。”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约定一个时间，在这时间我们两人必须都在户外，这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除了遥远的距离，没有任何间隔。在晚上八时你大概没事吧？我前几天走到了台阶上，但马上回屋里了，心想你这时一定在屋里。”

“……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6，想到我那些信，想到那手镯7，我真想一步跨过一百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能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它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8

我的信不是这样9，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中间，流露出痛苦的声音，那种自怨自艾的忏悔的音调；P的无声的谴责啃噬着我的心，折磨着明朗的感情，我觉得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实在没有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