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第4/7页）

我走了，一直觉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自己养奶牛。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一切，省长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调往维亚特卡，因为一个指定前往维亚特卡的流放者7要求调来彼尔姆——他有亲属在彼尔姆。省长希望我第二天便动身。这不可能；我本以为可在彼尔姆住一个时期，买了各种日用品，现在只得半价出售。在百般推托搪塞之后，省长才允许我多留两天，但有个条件：不准找机会与那个流放者见面。

第二天我准备去出售马和其他杂物，忽然警察局长来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我向他解释，省长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长给我看公文，公文上确实写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走我。公文是当天发的，因此是在省长与我谈话之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长说，“我们这位大人物要把延误的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们去戳穿他。”

“走！”

省长说，他忘了给我的许诺。警察局长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重写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举！”省长简单地回答。

“他的小辫子给揪住了，”警察局长得意扬扬，搓着双手道，“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的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出身的文官这一特殊类型。他们在军队中凑巧碰上了刺刀或子弹，受了一点轻伤，便优先退伍，取得了市长或庶务官之类的职务。

在部队中，他们养成了一点心直口快的作风，记熟了各种格言，什么荣誉神圣不可侵犯，为人要光明磊落等等，对文书总是挖苦嘲笑。他们中的年轻一代读过马尔林斯基和扎戈斯金的作品，能背诵《高加索囚徒》8和《沃伊纳罗夫斯基》9的开头几行，一有机会便吟哦起来。例如，看见一个人吸烟，他们便念道：

琥珀烟斗在他嘴上袅袅冒烟10。

这些人毫无例外，都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地位比他们的实际价值低得多；仅仅为了糊口，他们才不得不走进这个“舞文弄墨的世界”。要不是贫穷，受了伤，他们可以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当上将军衔御前侍从武官。每人还会举出一位故人飞黄腾达的例子：

“要知道，克莱茨和利迪格尔11是与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彼得鲁沙和阿廖沙当年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唉，你们瞧，我不是德国人，又没有靠山，才落得坐岗亭，当警察。你们想，一个正派人，又有我这样的才干，吃警察这行饭，心里舒服吗？”

他们的老婆牢骚更多，每年要回莫斯科，借口母亲或者姑妈病重，想最后会一面，顺便就把不多几个钱，提心吊胆地存进当铺。

他们便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丈夫一边怨命，一边鞭打警察，鞭打市民，讨好省长，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反复吟哦《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妻子一边怨命，怨外省生活，一边见钱就捞，掠夺求情的人，搜刮小店铺；她们喜欢月光之夜，因为可以不用点灯。

我要作这份鉴定，是因为我开头受过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们比其他人好，其实根本不然……

我离开彼尔姆时，只有一个人是我依依不舍，难以忘怀的。

一次省长检阅流放者时，有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我在他家遇见几个波兰人，其中一人默默坐着，一边沉思，一边吸一只小烟斗，那张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无法排遣的苦闷。他的背有点驼，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人脸型，它起先使人惊讶，继而又吸引人。有些最伟大的波兰人的脸就是这样，如法杰伊·科斯秋什科。采哈诺维奇的衣衫证明他非常贫穷。

过了几天，我在一条荒凉的林荫道上散步，那是彼尔姆的市郊，时间是5月下半月。青青的嫩叶正在发芽，白桦开花了（我记得这是桦树林荫道），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外省人不爱柏拉图式的散步。我徘徊了好久，最后望见另一头的田野里有一个人正在采集标本，或者只是攀折这一带那些单调而罕见的花草。那人抬起头来，我认出了他是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去。

后来我见过很多波兰事业的受难者；波兰斗争的史册上载满了为它献身的圣徒，但采哈诺维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他告诉了我，身穿将军制服的刽子手们，作为冬宫专制暴君的铁拳，如何迫害他们，我听了顿时觉得，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牢狱和审问，简直毫不足道。

在维尔诺12，那时有一个长官，他来自战胜的敌人那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维约夫13，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说过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属于那些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14从狭隘的、报复心重的尼古拉看来，好大喜功、专横暴戾的独夫最有价值，至少最讨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