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2/9页)

被征服为职业的人的结果)。艺术家阶段的带路人通常是过时的名流中一个酒色过度的情场老手,靠女人养活的“老男娼”,倒嗓的演员或者手抖的画师。他们的声调,酗酒,尤其是对人生事务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名菜名酒无所不知的派头,都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阶段成了争奇斗胜、光怪陆离的思想总爆发的时期,人们异想天开,挥金如土,胡作非为,遮遮盖盖地干着伤风败俗的丑事,毫无意义地出外游历,有的到卡拉布里亚,有的到基多12,走南闯北,一路上又是马,又是狗,又是车子,到处大吃大喝,还带着老婆和一大群红苹果似的胖娃娃,带着大笔路费, 《泰晤士报》,国会新闻和埋在地下多年的陈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也喝酒,但基调是不同的,音域也高得多。狂欢作乐不是目的。目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假定说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抱着真实的信念,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因此尊重自己,也彼此尊重。

再说,我们置酒痛饮是为了什么呢?突然头脑中出现一个思想:过两天是12月6日,即尼古拉日。我们中间尼古拉多极了:尼古拉·奥加辽夫,尼古拉·萨京,尼古拉·凯切尔,尼古拉·萨佐诺夫……

“先生们,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下一天该我了。”

“废话,什么下一天,这是大家的节日,大家合伙干!痛痛快快吃一顿!”

“对,对!那么在谁家里?”

“萨京病了,当然在他家里。”

于是定了预算,方案,未来的客人和主人都兴高采烈,参加了讨论。一位尼古拉上雅尔饭店定夜宵,另一位去马登的铺子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酒当然要到彼得罗夫街向德普列买,在他的账本上奥加辽夫题过两句话:

不论或远或近,

我都保证供应。13

我们阅历不深的口味还没超过香槟,有时甚至幼稚到不爱香槟,反爱喝利维沙尔特汽酒14。在巴黎一家饭店的菜单上,我看到这名称,想起1833年,便要了一瓶。但是,哎哟,甚至美好的回忆也帮不了忙,我连一杯也没喝完。

节日前我们尝了各种酒,尝得津津有味,结果把酒都喝光了,只得再派专人重新购买。

至此我不能不谈一下索科洛夫斯基15。他总是身无分文,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被捕前一年他来到莫斯科,住在萨京家。我记得,那时他刚卖出了《赫维里》的原稿,因此决定除了我们,还邀请几个“大人物”来庆祝这事,也就是邀请波列沃伊16、马克西莫维奇17等人。前一天早上,他同波列扎耶夫(他的部队当时驻在莫斯科)出外采购物品,买了茶杯,甚至茶炊和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最后又买了酒和食物,即酥皮大馅饼和塞肉馅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萨京家。索科洛夫斯基提议开一瓶酒,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喝到最后,即第二天黎明前,才发现酒喝完了,而索科洛夫斯基的钱早已花光。他还了几笔小小的债,剩下的钱都在买东西时用掉了。

索科洛夫斯基有些伤心,但又束手无策,考虑了好久,最后只得写信通知各位“大人物”,说他突然得病,宴会延期了。

为了庆祝四个人的命名日,我编了一份节目单。后来承蒙特务头子戈利岑18的特别关心,在审讯委员会中问我,这份节目单有没有照办。

“丝毫不差。”我回答他。他耸了耸肩膀,仿佛他一辈子都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或者天天在过基督受难日。

夜宵之后,照例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家争论不休,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19?”其他食物照惯例吃或喝即成,就像国会中投信任票一样,不必争论。这件事却大家要发表高见,而且刚吃过夜宵,精神特别饱满。

“现在要不要点火?怎么点法?用香槟还是索泰尔纳酒20浇火?在烧的时候放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再放?”

“当然在烧的时候放,这样香味才能渗入糖酒中。”

“得啦,菠萝是浮的,它的边皮会给烧煳,这才糟呢。”

“一切都是废话!”凯切尔大嚷,声音比谁都响。“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蜡烛吹灭。”

蜡烛熄了,大家的面孔变得青燐燐的,脸上的线条都随着晃动的火光在摇摆。由于糖酒的燃烧,小房间中的气温变得像热带一般。大家很渴,糖酒却还没有制成。但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约瑟夫早有准备,拿出了一种热糖酒的对立物:用各种以白兰地为主的酒加冰制成的饮料。这人不愧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一边斟法国酒,一边向我们说明:它之所以好,就好在它曾两度通过赤道: